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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国家与私商的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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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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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4］卷24上《食货志上》似乎凡经商者皆得暴利。其实，市场总体规模限制了商利总额，众多商人分割商利蛋糕，斗争必然极其激烈，有成功者，有失败者，市场竞争也必然使利润趋于平均化。商业领域绝非晁错所说是遍地黄金，谁都可以满载而归，成功者背后有更多失败者。在现存秦汉史籍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私商的成功，很难找到失败私商的哀叹(注: 在商业较为发展的明清时期，则可以看到许多失败私商的记述，此时“徽商”实力可观，也被时人所重视，但“徽商经营失败的事例在传记中所占比例颇重，常被读者轻忽。徽商浪迹天涯，客死异乡，甚至无颜返乡，其子千里寻父，幸者尚得‘父子相持而泣’，惨者‘扶持（尸骨）而归’，种种情节堪成绝好悲剧题材。”参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翻检《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等书，此类资料还有许多。)，但也可以看到激烈竞争和利润平均化的痕迹。《盐铁论》中贤良述铁器制作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售。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5］卷6《水旱》不仅要做出最好的器具，直接送到田头，还允许农民赊欠，这当然是商家竞争的结果。另外从物价也可看出，私商经营盐铁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而官营之后，“盐、铁贾贵，百姓不便”。［5］卷6《水旱》私商经营盐铁时质量较好而价格较低，当然是互相竞争的结果，市场供求关系自然而然调整了商业的规模、物价的高低、商利的多少，使之趋于合理。
三、 利益冲突导致抑商政策
如果仅仅从社会经济运行角度看，社会需要一定规模的商业，私商满足了这一需求，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对于其超过社会需要的发展，市场供求关系又实施了有效的限制和调节，那么，为什么国家还要强力实施抑商政策呢？
西汉国家并不否认工商业的重要作用，即使在强力抑商的汉武帝朝也是这样。抑商政策重要干将桑弘羊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5］卷1《本议》工商业是社会必需，它们直接影响到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这种看法是众多主张抑商者的基本观点，如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鼻祖商鞅就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治民。……三官贫，必削。”［7］卷1《去强》荀子曰：“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8］卷7《王霸》“王者之法：……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8］卷5《王制》韩非子曰：“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则入多。”［9］卷15《难二》他们都主张给商业创造一定的便利，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使国家得到实利。可见，抑商的出发点并非因其影响了农业、并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桑弘羊道出了汉武帝时实行抑商政策的秘密：“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故修障塞，饬烽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5］卷1《本议》因军费匮乏，方实施盐铁官营等政策，攫取商利，以供军需。因此，抑商政策的实质是把商业利润从私商转移到国家手中，是国家与私商经济利益冲突的结果。不在商业的发展程度是否合理，而在商利归入何人之手，与农、工、商发展比例之类并无关系。尽管桑弘羊也辩解说：“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5］卷1《复古》但这只是附带效果，争夺经济利益始终是抑商的首位原因。 国家是一个经济利益集团［10］，它总是试图从社会攫取最多的剩余劳动，但在一定的社会中，剩余劳动总量大致是确定的。仅就商业领域看，农业发展水平决定了它提供给各种非农业人口的粮食等生活资料的数量，这些生活资料大多需要通过交换转移出去，由此决定了市场的总体规模，从而也决定了社会总剩余劳动转移于商业领域的总量。也就是说，当生产力发展水平、剩余价值剥削率等重要经济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时，商业利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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