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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国家与私商的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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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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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全面管制经济的政策破产后，其后继者采用了与前两阶段都不同的政策：部分管制而部分宽松。盐铁会议后，首先取消了酒榷和关内铁官(注: 桑弘羊奏“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得到昭帝的允许（参见《盐铁论》卷7《取下》，中华书局1992年版）。)。此后盐铁官营政策基本未变，但时见宽松，允许私商经营，如元帝时曾有三年废除盐铁官营(注: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参见《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又如成哀间之蜀地私商罗裒，“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訾至钜万”［4］卷91《货殖列传》。另外，均输制度可能削弱或取消(注: 盐铁会议后史料中不再为提及均输。元帝黄龙四年“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参见《汉书》卷9《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罢除了盐铁官、常平仓等重要经济机构，亦未提及均输。哀帝时鲍宣上书曾提到“三辅委输官”，用“委输”而不用“均输”，大概也是因为均输机构已撤消。)，私商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市籍制度有名无实，商人为吏渐趋普遍。部分的宽松政策加上和平环境，很快使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粮价甚至低到历史上少有的每石5至8钱，国家财政也大大好转。刘向评价宣帝时期说：“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11］卷2《正失》
西汉国家商业政策似乎经历了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从全面宽松到全面管制，又改为部分管制部分宽松，正是在与私商的博弈中，国家找到了最佳对策。毫无疑问，国家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总是试图全面控制商业，并将商业利益全部归入己手，但私商以其社会经济功能予以抗衡，如果不能恰当保护私商利益，则社会经济会受到损害，进而危害国家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动态博弈的链条。当国家全面管制商业，将自己利益最大化，相应则使私商利益最小化，私商不能发挥其经济功能，给社会生产带来损害，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的破坏和衰退，并进而使税收大大减少，与国家本来的意愿形成尖锐对立。当国家全面放松对商业的管制，私商利益得到较好维护，较好发挥了其社会经济功能，社会经济繁荣，国家税收也较好，利益得到一定的保证，但国家利益还没有实现最大化，私商手中太多的财富仍为国家所不满，且易于形成异己力量。博弈的结果，选取一种能使社会经济能得到较好发展，同时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对策便成为国家的最优选择，而要使社会经济较好发展，必须发挥私商的经济功能，即必须给私商一定的宽松环境。昭、宣以后，西汉政府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对于西汉商业政策的这一变化过程，用现代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可以作出一个较好的说明。因无法知晓西汉具体经济收益数据，所以只能做一些假定，以进行模拟分析，其目的不在得到准确结论，只为说明博弈过程。
为简化分析，假定国家与私商二者都是理性经济人，其间为完全信息博弈，双方对策选择大致各有三种。国家可选择对私商全面管制（全管）、部分管制部分放开（半管）、完全放开（不管）三种。私商亦可选择三种，全力投入商业领域（全投）、部分力量投入商业（半投）、拒绝投入商业（不投）。各种决策的收益假定如下。
简单化考虑，国家收益有两方面，一是官营商业的利润，一是国家向私商征收的税赋等收入。由于社会经济必须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假定其规模不变，全部由私商经营时所得利润为1，由于国家经营商业成本高而效益低，假定其效益减半为0.5。对私商征收的税赋因政策变化而有不同，假定在“不管”政策下占其利润的30％，在“半管”或“全管”情况下加倍为60％。据此，在“不管”情况下，国家商业收益仅为商业税赋；若私商“全投”，为1×30％＝0.3；私商“半投”，为0.5×30％＝0.15；私商“不投”，为0。“全管”情况下，不论私商有无投入，其仅有官营商业收入，即1×50％＝0.5。“半管”情况下，官商收入确定，私商税赋则据其投入而定，两方面合计，“全投”、“半投”，均为0.5×50％＋0.5×60％＝0.65；私商“不投”，则为0.5×50％＋0×60％＝0.25。
对于私商来说，其收入仅为商业利润去除上缴国家税赋。“不投”则无任何收入，为0。“全投”，若国家“不管”，则净获利润为1－（1×30％）＝0.7；若国家“全管”，则私商不可能有收益，为0；若国家“半管”，私商只能对一半商业获取利润，为0.5×（1－1×60％）＝0.2。这种情况下，假定私商投入资本为1，则其利润率分别为70％、20％、0％。当私商“半投”，若国家“不管”，收益为0.5×（1－30％）＝0.35，“半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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