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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国家与私商的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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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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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为0.5×（1－60％）＝0.2， “全管”，私商收益为0。因私商投入资本仅为一半，即0.5，其利润率分别为0.35÷0.5＝70％，0.2÷0.5＝40％，0÷0.5＝0％。
按静态博弈处理上述数据，则可形成下列矩阵(如图1所示)。
运用劣势策略消去法，可以逐步找到最优对策。对国家来说，不论私商采取何种策略，西汉前期所采取的“不管”收益最低，是最劣对策，首先应当消去。对私商来说，不管国家实施怎样的商业政策，“不投”都毫无所获，是最劣对策，应当消去。在剩下的矩阵中，汉武帝时期采取的“全管”政策是国家的最劣对策，应当消去，而对于私商来说，尽管“全投”和“半投”收益都是0.2，但利润率大不相同，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故“全投”是最劣对策，应当消去。由此可以得知，国家“半管”、私商“半投”是最优策略均衡，不仅国家利益实现了最大化，而且也为私商所能够接受。
如果强调国家在这一博弈中所处的主导位置，按照动态博弈来分析，所得结果与上述静态博弈相同，为节约篇幅，这里不再赘言。
五、 余论
博弈论是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它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传统经济学确信经济活动一定会向某一方向发展，而博弈论则指出，由于利益冲突的经济人之间不同决策的博弈，经济运动将有多种“可能性”，并运用数学工具指明最“可能”的是哪一种，西汉商业政策变化历史印证了这一点。西汉时期的国家商业政策并不完全具有必然性，作为社会强势力量的国家，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尝试着实行各种商业政策，在与私商的博弈过程中，最终找到并实施了最优策略均衡。这一现象也说明，从长时段来观察经济运动过程，它具有一种总体的必然性，但就短时段而言，具体经济运动都是现实经济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是某种确定的结局，实际经济过程因为活生生的人的参与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色彩和多样的可能性。参加博弈的各方不仅尽量展示着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追求，而且在博弈过程中不断学习，改正错误，选取最优策略，以谋取最大利益。这种状况也使经济史的研究具有了更活泼的内容，更多展示出经济人的主观意愿。
［ 参 考 文 献 ］
［1］袁林.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3(4)：79－83.
［2］ 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王先谦.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 袁林.论国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6)：5－20.
［11］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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