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艾森豪威尔时期，帮助日本开拓国外市场以实现经济复兴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既是美国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遏制战略实施的必然结果，也与朝鲜战争临近尾声时日本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密切相关。这一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侧重点。美国先把重点放在促使日本面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之上，旋即改变战略，面向西方市场，全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种双管齐下的贸易政策既有效地帮助了日本的经济复兴，也成功地巩固和发展了美日同盟，但其负面影响则是为其后美日严重的经济摩擦埋下了导火索。

　　[关键词]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日本；经济复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帮助日本实现经济复兴成为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核心。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因素：首先，随着以对华遏制为中心的东亚遏制战略的确立，美国新的东亚战略优先秩序开始形成：扶植日本，与其结成密切的盟国关系上升为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最高优先者。然而，一个贫困和缺乏信心的日本不可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盟友，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便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中之重。其次，随着朝鲜战争走向尾声，日本经济出现严重危机，这一形势使得日本的经济兴衰影响到美国东亚遏制的整体战略而显得尤为关键。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于贸易政策，虽然在不同阶段重点不同，但其核心都在于帮助日本在东南亚及西方开拓市场。这一政策的实施为日本经济战后的起飞创造了必要条件，并且也成功地巩固和发展了美日同盟。但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浓厚冷战色彩和以安全利益牺牲经济利益的特点，这一时期美国对日经济政策也直接为之后的美日经济摩擦埋下了导火索。
　　
　　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被视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是美国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向亚洲其它反共国家提供经援的主要合作者。正如杜勒斯所说：“日本是远东形势中的心脏和灵魂。如果日本不站在我们一边，整个远东地区就将是不可防守的”。在美国已经确定了的东亚遏制战略中，对日政策是决定遏制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其中，日本经济复兴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因为日本是东亚地区唯一重要的工业化经济和技术性劳动力资源，被认为应该对东亚经济发展负主要责任。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充分认识到日本经济安全对美国自身军事安全的重要性，认为日本是远东“未来政治局面的关键”。艾森豪威尔甚至认为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将“决定哪些国家留在自由世界，而哪些国家掉进共产主义的轨道”[2](Boxl)。然而，作为一个资源匮乏，战后丧失所有海外领土和殖民地且对外经济关系完全陷于瘫痪状态的国家，毋庸置疑，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保证是日本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有关这一点，道奇早在1949年就已有过详细论证。问题是，往什么方向去寻求和开拓市场?
　　早在杜鲁门政府时期，通过日美经济合作及旧金山和约中战争赔偿条款的规定，通过对中日贸易关系的限制，就已经将东南亚设计为日本在东亚发展经济关系的唯一可行对象。
　　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这一设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1月至6月接连发表NSC125/3号、NSC125/4号、NSCl25/5号、NSC125/6号文件，其中最重要、最详细的部分是使日本如何避免依赖中国市场的问题。认为日本有两个主要的贸易方向：一个是南亚与东南亚，另一个就是中国。要想从根本上切断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必须帮助日本从东南亚寻找新的资源产地和商品市场，替代中国的地位，建议采取“引导”和“阻截”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极力促使日本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投资和贸易的方式，参与帮助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进而与这些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开辟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另一方面则利用日本在经济和防卫等问题上仍十分依赖美国的现状，要求日本对中国实施严格的禁运政策。同时鼓励日本成为有效、负责任和积极合作的伙伴，保持美日联盟关系，在经济上使日本成为美国向亚洲自由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的基地，在军事上使日本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有所贡献。
　　在1953年3月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1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主要阁僚们明确肯定了东南亚第一的政策思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勒指出，为了克服日本糟糕的贸易赤字，“应当提供各种机会增加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对外合作署署长哈罗德·史塔生也说，“一个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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