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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强有力的援助和支持。意大利、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加拿大等六国参与了这种三角谈判，美国以本国关税降低为代价，使得日本顺利地完成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税谈判。
对于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来说，为了防止日本商品进入英联邦国家市场并防止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重新建立霸权，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就坚决地反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美国政府对这些国家频频施压，四处游说，最终使得以英国为首的14个国家同意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而暂不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到1955年9月10日，日本终于正式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正式成员。
三
综上所述，艾森豪威尔政府帮助日本经济复兴的措施主要在于贸易计划。无论是促成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还是不遗余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其政策的着眼点都是帮助日本寻求市场和原料产地。就实施效果而言，这些政策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日同盟也得以巩固和发展。然而，这一政策本身由于具有强烈的冷战色彩及经济利益服从安全利益的特点，也为美日新一轮经济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开拓东南亚市场方面，1952年11月24日吉田茂在第四次组阁之后的演讲中说：“政府准备进行一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以发展贸易.D03(第181页)，这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循着美国的思路，以美国对东南亚政策作为本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依归，将战争赔偿与开拓市场、发展贸易联系起来。经过谈判，到1959年，日本基本解决了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问题。战争赔偿非但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负担，相反，为日本占领东南亚市场扫清了道路。例如，在日本开始对菲律宾支付赔偿的1957年，日本对菲出口比上一年猛增了60％。同样，日本开始对印尼支付赔偿的1958年，日本对印尼出口比上一年猛增了48％，到1960年更比1958年猛增126％。1964年日本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五国的贸易总额，为1954年贸易总额的2.8倍。
在成功开拓东南亚市场的同时，随着关贸总协定的签订，日本成功打开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市场大门。在1954年，日本对美国出口只有2.79亿美元，但是到1960年，在短短的几年内，日本对美出口增加至11.49亿美元。这使得日本对美贸易严重逆差的状况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1959年，日本对美贸易逆差额仅为5 000万美元，而其余年份一般都在2.5亿美元以上。日本国际收支状况的好转，为它战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良好的金融保障。日本的轻工业制品像潮水般地涌向美国市场。1955年美国从日本进口的工业制品数额占其总进口额的7.6％，到1960年，该百分比上升至15.4％。
从入关后的第二年，即1956年开始，日本接连出现了几次经济“景气”现象，从而使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巨头，到1968年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日本迅速发展的同时，日美同盟关系得以巩固的发展。日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一直紧紧追随美国，在冷战中牢牢站在美国一边，并成为美国的忠实盟友。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也是有代价的。美国一旦向日本打开了市场的大门，美国市场上的日本轻工业制品越来越多，终于在1965年美国对日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现象。而且，自1965年以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额愈来愈大。随之，美国国内要求对日本产品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愈来愈高，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也愈来愈强大，以至于在美日之间爆发经济贸易战成为家常便饭。
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在于美国政策制定者思维中强烈的冷战色彩及安全利益压倒经济利益的特点。在冷战时期，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支配着美国对外政策，国家安全政策成为多数美国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对于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学者曾经明确地指出：“整个50年代与60年代都是十分显著前后一致的，不论那个党当政，外交政策的基石确实都是遏制共产主义。”正是这种过分强调安全利益而忽视国家经济利益的做法，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严重被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利益所制约。这也为后来美日六、七十年代的严重经济摩擦埋下了导火索。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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