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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本发展的前景是，日本人至少应当成功地返回到英镑区(主要是东南亚)”。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样指出，为了解决日本的美元短缺问题，美国应当鼓励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
政策一经制定，行动随之而来。在整个艾森豪威尔任期内，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力促日本解决赔偿问题以改善同东南亚的关系，面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以实现地区经济合作。
1953年，美国驻日大使馆建议，共和党政府应制订“长期在日本采购的计划”，并采取切实有利的措施，促使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由美国为这种合作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1955年2月14日，美国向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份关于亚洲经济开发的“劝告书”，其中写道：“日本应通过物资及技术的供给，对亚洲后进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中心作用”，并且“日本不应谋求对东南亚产业的支配。东南亚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自然而然地对日本有益。但是，重要的是，日本应给予东南亚大量的援助。日本在地理上与东南亚接近，可以生产其容易接受的商品，提供比其他工业国的技术更加适合这一地区的技术。”
1955年3月18日，杜勒斯访问日本。当时日本正准备利用战争赔偿来打开东南亚市场，同缅甸的赔偿协议已经签署，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赔偿谈判正在进行中。但是日本担心东南亚国家严重缺乏资本，有可能使日本的赔偿设施和设备造成极大的浪费。再加上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本来就不愿意与日本发展经济往来，如果日本利用赔偿打开东南亚地区大门的企图破产，那就等于失去了继续与这些国家交往的机会。
因此，日本希望美国方面予以帮助，特别是通过世界银行等组织机构，向东南亚提供经济发展资金。这样东南亚国家就可以生产除稻米以外的产品，可供向日本出口，也会有外汇来购买日本的产品。
对此，杜勒斯指出，美国的首要经济政策是向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这将比世界银行贷款的数额要大。他建议要认真研究美国经济援助是否可与日本赔偿项目联合起来，以形成真正的生产规模和效益。此外，杜勒斯特别强调，帮助日本开发东南亚市场是美国对日的基本政策之一，这是确保日本不至于倒向或依赖中国和苏联的重要方法，故请日本方面放心。
在第二天，即3月19日的杜勒斯与鸠山首相会谈中，鸠山表示，东南亚国家对于日本来说至关重要，日本正致力于发展与这些国家间的紧密联系。日本已经牺牲性地向所有这些国家支付赔偿，当然日本最感兴趣的是这些战争赔偿能得以很好地利用。一些由美国资助的发展组织应帮助这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用好这些赔偿。杜勒斯对此表示同意， 并称：“如果战争赔偿不能创造经济繁荣，日本就没有必要做出承诺去支付战争赔偿”。
1955年4月9日，NSC5516号文件再次强调，美国应该将日本纳入美国自由亚洲经济发展项目，藉以拓宽日本的贸易范围，利用日本作为美国向南亚和东南亚提供援助物品的供应源，并利用提供经济与财政援助的方式使日本对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应该努力发展日本与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的利益共同体，不仅促进共同合作，且使这种合作得以巩固。美国希望在原有的援助水平上，通过现有的经济组织来促进亚洲的地区性经济合作与发展。1955年，美国国会授权建立的“总统亚洲经济发展基金”明显地表现出这方面的意向。国会在授权时声明：“在使用这笔基金时，总统应优先考虑那些明显有助于提高亚洲自由地区整体实力的计划，以及能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合作水平的计划”。
二
很显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初设想中，是希望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第一市场，然而这一政策很快就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从两个具有连续性的文件的表述中可以看得出来。在1953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的NSC第125/5号文件中，提出了三个旨在解决日本海外市场缺失的问题的行动措施，首要的就是扩大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规模，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日本必需的食品和天然资料，并且是日本工业制成品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到了6月29日的NSC第125/6号文件，已经开始突出强调日本进入西方市场的重要性。该文件指出，“一旦得到《互惠贸易协定法》的许可，(美国就应当)努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并与日本就关税减让问题而进行谈判。与此同时，避免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增加关税或应用其他(关税)壁垒。”政策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调整，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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