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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壮族形象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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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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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壮族还发展出了别的口述作品的样式来继续塑造本本民族之形象。对这些口述作品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笔者在《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书写》一文中，大致将之分为了六种，即“积极创造人类文明的壮族形象”、“讲究道德伦理的壮族形象”、“自由地追求真挚爱情的壮族形象”、“勇敢而又正义的壮族形象”、“机智灵活的壮族形象”、“不怕困难、勇敢地追求幸福的壮族形象”。[5]这六种壮族形象，也可以说是壮族自我认同和赞赏的六种民族特性，因为它们都是壮族依据自己的想法和视角描绘出来的。透过这六种壮族形象，我们亦可以大致窥见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认同内涵：(一)他们比较认同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好的生活要靠辛勤的劳动来获得，这可从《一幅壮锦》等故事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二)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应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这可从《布洛陀经诗》、《传扬歌》等作品中看出；(三)他们认同以歌咏的形式来表达爱情，寻找幸福的婚姻，这可从大量的壮族民间情歌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四)他们认为对于不义之人及其行为，应予以应有的回击与惩罚，这可从《岑逊王》、《逃军粮》、《红铜鼓》等壮族民间故事作品中得鲜明的体现；(五)他们认为对于任何有碍于人们幸福生活的事物与困难，都应该勇敢地与之斗争，直至克服为止，这可从《布伯》、《杀蟒哥》、《挨朱奴》、《水珠》等壮族民间故事作品中得到反映；(六)他们认为智慧及巧智之行为都是值得赞美和学习的，这可从关于佬巧和小甘罗的一系列故事中看得出来。这些文化认同之内涵，可以说是壮族在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他们生产与生活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他们塑造自我形象与民族特性的基本指导思想。壮族以口述作品的方式来反映本民族的形象与特性，直到今天还存在。
其次，再来看看汉族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建构。汉族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建构，是在汉族与壮族有了实质性的接触之后才真正开始的。这里的汉族历史文献，主要是特指那些以意识形态偏见对壮族形象进行描述与建构的文献作品。这些历史文献以明代以前的作品居多。这些作品尽管时代不同，但都表现出一种表述上的共性，就是以汉文化的眼光与立场来描写他们眼中的壮族形象，并据此给壮族的民族特性定性。阅读这些文献作品，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似乎壮族的一切文化事象，在汉族作者看来都是多么的不可理喻，比如在面对诸如“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汉书》卷六四)、“无嫁娶礼法，不知父子之性，夫妇之道”(《汉书·南蛮传》)、“长幼无序”、“椎结徙跣，贯头左衽”(《三国志》卷五三)、“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断发文身，好相攻讨”(《隋书》卷八二)、“俗好相杀，都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隋书》卷三一)、“衣服斑斓，畏鬼神，喜淫祀”(《宋史》卷四九五)、“架板而居，上楼男女，下息牛羊，不习诗书，不勤生理，婚嫁不避同姓，疾病专事鬼神”([民国]《迁江县志》)、“婚姻不用媒，妇常招婿而冒女性之宗”([清乾隆]《柳州府志》)、“夷撩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民国]《贵县志》)、“好疑事鬼，以鸡骨卜卦”([清]《西窿州志》)等之类的壮族文化事象，汉族作者常常是既好奇，又不可理解。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壮族的形象就被勾画成一副怪诞、未开化、甚至不近人性的摸样。对此，笔者在《论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书写》一文中，将之大致分为五种，即“缺乏教化的野蛮的壮族形象”、“不懂得道德礼仪的民族形象”、“风俗鄙野荒诞奇怪的民族形象”、“生性暴戾好斗的民族形象”、“信鬼的民族形象”。[6]汉族历史文献的作者，还在此基础上，把壮族的民族特性分别定为“蛮”、“禽兽”、“荒怪”、“犷悍”、“信鬼”等。这样一种对壮族形象的勾画与对壮族民族特性的裁定，实际上是一种汉族至上、汉文化至上的狭隘而又偏激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表现。其中所体现的汉文化认同是偏激的、狭隘的，因而未能客观、公正地描述和评价壮族形象。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这样一种建构壮族形象的方式与态度，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所以，建国以后，这一建构方式就被彻底地废除了。
不过，透过汉族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这种带偏见性的话语建构，我们亦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对壮族形象进行实际性的改造与建构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深深地感受到与汉族及汉文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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