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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壮族形象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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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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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着较大差异的壮族，是很难以“汉法治之”的。于是，与汉族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建构几乎同时并行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壮族形象所进行的实际性的改造与建构。
二、壮族形象的实际性建构及其文化认同
对壮族形象进行实际性的建构，真正的开始应以秦在岭南设置三郡为标志，因为随着行政机构的设置，政策措施的推行，壮族的方方面面也随之产生了实际性的变化。对此，《汉书》卷一下是这样说的：“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壮族在这种“俱赖其力”下所发生的变化，正是政治、行政措施，在壮族形象塑造中的重要表现。此后，随着管治的进一步深入，这种政治、行政措施对壮族形象的改造，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对此，陈寿《三国志》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文曰：“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礼；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以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卷53)这里所提到的移民、传授技艺、设立学校、教之以礼义的方法，都属于怀柔性的措施，并且偏重于文化、教育、技术方面，对于提高壮族的科技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颇受壮族的欢迎。所以，这样的措施，也被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普遍采用，但真正取得显著成效的却是在清代，尤以改土归流的完成为显著标志，因为在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明代闵皀的《论抚讲岑应疏》中还分别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况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各处蛮夷边境，地皆炎瘴，人皆顽梗，不可以中国之法治之。”这样的描述，说明至宋、明之时，壮族的形象还没有被改造到能以“中国教法”治之的程度，但到了清代，状况就不同了，壮族的形象及其文化认同，已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汉化迹象。依据其汉化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把现实中的壮族形象分为三种：
(一)是与汉族无差别的壮族形象。对此变化之壮族形象，(清光绪)《北流县志》描述道：其县之壮族已“夷风悉化”，“与汉人无异”矣。(清同治)《象州志》云：“壮与蛋家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言则已通矣。富者均读书，贫者均力田，愚者均安分，黠者均滋事。即不习官语，皆知畏官法……所载瘴气及所载蛊毒，近今概无闻。”(清光绪)《富川县志》云：“二百年来，仁渐义摩，礼陶乐淑，文教覃敷，无间幽遐。而瑶壮亦蒸蒸向化，鸟在偏隅，小邑不足征，道一同风之盛哉。”(民国)《桂平县志》云：“瑶?侗壮诸族，与民接近者亦涤除陋习，咸从礼教。乃知圣人之道，远近可行”，还说邑中诸族“风俗、语言、浸淫统一于不知不觉中，固由文化之深而婚姻互通”。这四县之壮族形象，已与汉族难以分别了。
(二)是大部同于汉族的壮族形象。对如此变化的壮族形象，(清乾隆)《柳州府志》描述道：来宾壮族，“向尝贪利，寻仇好杀轻命，迩来渐觉驯良，然其风未尽泯也”。(清道光)《白山司志》(今马山县)云：“从前土人好仇杀，……自地方大吏严禁之后，百余年来犷悍之气尽消”，“富家弟子六七岁即入村塾，”“近圩市人家房屋，富者架木覆瓦”，“官族则瓦屋鳞次，墙宇修整焕然，有中州富官之气象矣”，但是“性愚蠢，耕作之外无他技艺。……从无商帐远涉之人。……病不事医药，惟召巫跳鬼，……若夫男歌女唱，赠带投巾。少女多野合之羞荡，妇有淫奔之丑”，“衣尚青，男子间有着蓝青，妇女则纯青，行路以一幅于发上，短衫长裙”，“居乡村者，无论瓦盖草苫，皆作上下两层，人处其上，牛、羊、豕皆处其下，名曰栏房”。(民国)《昭平县志》亦云，昭平的壮族“夙号刁顽，自争田两大案判结后，服教日深，旧俗日革，民乐耕耘，士勤诵读，学校已不乏其人，百余年民壮久已相安无事。壮刁而瑶蛮，其衣服、装饰、婚丧、礼教，民壮无或稍异”，但“俗信师巫”、“架木成楼”、“人至其家，不问识否，辄具酒肉相饷”等风俗还保留着。(民国)《怀集县志》(怀集今属广东省)说他们的壮族，“轻悍犷戾，椎髻炙?，刻木为契，不事诗书……易于纠合生乱。近虽稍变蛮习，供税县官，目颇识字，然狡猾难化，梗性犹存焉。”这四个地方的壮族虽已大部汉化，但“其风未尽泯”，大致代表着一种中度汉化了的壮族形象。
(三)是局部同于汉族的壮族形象。对此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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