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扭转社会风气，巩固封建统治，提出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思想。朱元璋认为，教化应以倡导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各级官吏要言传身教，要积极推动教化活动的展开，并以一系列的制度确保教化政策能够长期得以贯彻落实。

　　【关键词】朱元璋；教化；礼义道德
　　
　　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发布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朱元章对明初社会风气的忧虑和不满也是他重视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6]“兵乱以后，人习斗争，鲜知礼义”。[2]朱元璋认为，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是导致社会风气恶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把本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带到中原，影响了汉人。如明初南京“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7]。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传统的纲常礼教不够重视，封建的礼义道德越来越被人们忽视。“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7]“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2]到明初，人们的道德观念已极为淡薄。“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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