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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教化思想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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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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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8]这种封建道德的沦丧，往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朱元璋认为，要改变社会风气，靠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是无法奏效的，所以他主张：“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改污染之俗”。[2]即通过教育劝化的方式，宣传封建礼义道德，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教化的可行性，朱元璋深信不疑。他认为，人有愚贤，但其善恶既非天生的，也不会一成不变。“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8]朱元璋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成材，“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7]朱元璋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他举例说：“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使然也。”[7]所以，朱元璋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开展教化活动，逐步培植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样才可能使人人向善。“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附于小人。”[8]朱元璋肯定了教化在改变人心、风俗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肯定了教化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他总结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8]将教化与“致治”连在了一起。
二、教化思想的内容
那么该怎样进行教化，怎样去改变人心和风俗呢?朱元璋认为，教化应以宣传、倡导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4]。只有礼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才会好转，封建统治才会稳定。“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为此，朱元璋明确提出了“教化必本诸礼义。的教化方针。
朱元璋非常重视礼制在教化中的作用，主张以“礼”教民，用“礼”来约束百姓，规范百姓的行为，使人们树立等级尊卑观念。“礼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9]‘礼以辨贵贱，明等威。”[7]他把“礼”放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7]“有礼则治，无礼则乱。”[7]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的，即“礼”可以使国家井然有序，可以使政权得以巩固。而从小的方面说，“礼”又可以“防欲”，即约束、限制人的欲望。所以朱元璋指出：“人之害莫大于欲，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朱元璋十分重视“礼”在教化中的作用，一方面制定礼制，将“礼”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进行大力宣传。他命儒臣编成《礼制集要》一书，“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颁布中外，使各尊守。”礼制明确了人们的等级尊卑，它要求百姓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这对封建统治的巩固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如果说“礼”是封建道德的基础，那么“忠孝节义”则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内容。所以，朱元璋对“忠教节义”的倡导可说是不遗余力。“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10]“忠”作为一种道德范畴，主要是针对贵族官僚而言的。朱元璋以对待忠于元室的元朝官吏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对于“忠臣”的赞赏和敬重；“或优之以礼，或宠以褒赠，或列诸秩祀，或录其子孙。”[11]“孝”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则更具普遍性。朱元璋指出：“孝者忠厚恺悌”。[4]即孝顺父母的人也往往兼有其他美德，如忠于君，悌于兄，友于弟等。在这一点上，朱元璋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传统观点：“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2]正因此，朱元璋把“孝”作为最重要的道德进行宣传和倡导。洪武八年(137年)，杭州有民犯罪，其子愿代父刑，朱元璋亲自处理，释放其人，并说明了这样做的意图：“此美事也。姑屈法以申父子之恩，俾为世观。”[7]其后，山阳县又有人请求代父受刑，朱元璋再次加以宽释，并重申：“朕为孝子屈法以励天下。”[8]朱元璋态度很明确：为了倡导“孝行”，“屈法”也是值得的。所以明人曾评价说：“皇明以孝治天下。”[13]此外，朱元璋还以旌表的方式，提倡“节义”。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诏天下郡县，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关风教者，其悉以闻”。[14]而在此前，明廷已旌表了许多孝子、节妇。如洪武六年(1373年)，“旌表孝子姜瑜及节妇潘氏”[7]。洪武七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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