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心考察西洋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19世纪，西方列强是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中国等落后国家要捍卫自己的独立就要以自己的对手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这类国家的任何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于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和西方近代文明便成了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近代中国一个个创巨痛深的事件震憾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沿着魏源的足迹摆脱儒家"怀柔远人"、严"夷夏之辨"等信条，试行提出一套新的对策。郭嵩焘也以留心经世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势”字概括其要点：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要认识中西关系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迥异。在抵达欧洲之前，他已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1]他认为一定要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经过在英国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他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终于痛心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2]这些话不但否定了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夷夏观念，而且正视了中国在文化上已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因为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中国朝野中的多数人虽然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而主张师夷长技，但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郭嵩焘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这个弱不仅在物质层次，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他曾向几个挚友吐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郭嵩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才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的。他到英国一个月后，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4]经过一年左右的观察，他的认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才得出上述新的结论。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决定选派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言之，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应该指出，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现状、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

任期未满，黯然还乡

即便如此，他曾把出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内容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话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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