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是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震惊中外的大捷；李宗仁归来是1965年李宗仁回归社会主义祖国这一轰动世界的举动。它们都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和周恩来总理的辉煌业绩载入史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重新回顾这两段历史，并以台儿庄战役作为李宗仁归来的重要历史远因提出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说明李宗仁所走过的道路，是一切爱国者必然要走的道路，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是过去统战工作的继续和发展，这对于进一步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反对台独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李宗仁归来》一书前言中指出：“李宗仁归来的远因，一直要追溯到本世纪（20世纪）军阀割据的年代，要从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深刻的矛盾谈起。”这是有道理和事实根据的。国民党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长期以来围绕争夺权力和地盘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经过一九二九年三月的蒋桂战争，一九三0年四月至十一月的中原大战以后，新桂系力量大为削弱。但还是保持着广西地盘，在国民党中是一个握有一定军事力量的政治派别。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李宗仁的反蒋增加了抗日爱国的新内容。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满；另一方面主张对日作战。1936年李宗仁发表了《焦土抗战论》，表示“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原载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18日）表现出抗日之坚决。同年6月两广在两次通电中痛陈“‘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愈五载，今平津又将继矣！”表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于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李宗仁回忆录》下671页）更是一片爱国、真诚抗日的表现。1936年11月，蒋介石非法逮捕救国会七位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发出紧急营救电，赞扬“七君子”“系爱国热情所应有之表现”，要求政府“对于爱国运动似不应予压迫。”也可谓义正词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十六人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要求进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绥远抗日，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1页）表现出为了团结抗日敢于牺牲的精神。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李宗仁的倡导和组织下，“广西省派出的军队比中国其它任何一省都多。”（《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264页）广西组建四个军共四十个团，嗣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即十一、十六、二十一集团军。由李品仙、夏威、廖磊分任各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廖磊、李品仙两集团军依次北上入湘，开赴前线抗日。“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参加了大场保卫战，数日之内六个旅长三死二伤，表现了抗战的坚定性。据有人回忆：“上海战争结束，四十八军三万五千人，差不多两万人牺牲。”（张义纯：《国家民族之新生命》）在抗战后的两年内，“广西曾动员了几十万壮丁，踏上了民族解放的缰场。”（《抗战中的中国军事》第214页）八桂子第血战沙场，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以上都不同程度的体现李宗仁忠诚于抗战事业的爱国思想表现。在台儿庄战役前夕，他曾对一些将领说：“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二十余年回想起来，也太无意义……都把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30页）坚定了这些将领抗战的决心。不久李宗仁指挥桂系第三十一军、庞炳勋军团、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邓锡候的二十二集团军，一拒敌于明光，二阻敌于临沂，三挫敌于滕县。在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将军怀着爱国抗日的报国之心，有为中华民族而死在沙场的民族革命精神，他能统览全局，团结上下，协力作战。他之所以有这样英勇善战的表现决非一日之功，是其长期爱国思想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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