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以北战场的后顾之忧。这些话是合乎历史实际的，是公正的评价，是国共联合抗日的明证，也使李宗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真诚。李宗仁在回忆台儿庄战役时总以“指挥若定”、“颇有乐趣”称之，当时有的记者报导说，当战争激烈之时，李仍与白崇禧下象棋，态度若无其事，无后顾之忧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能讳言，李宗仁从抗日爱国，到毅然归来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从爱国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他在人们并没有忘记的历史上，是一个应该负有罪责的人。但是，以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信条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原谅了他。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是向前看的，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多团结一些人好，伟大的事业就要有伟大的气魄，是从台湾回归、祖国统一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爱国不分先后，何况李宗仁还有指挥台儿庄战役等不少光荣的历史，还有与我党联合抗日的足迹可寻。
在党的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法宝之一。李宗仁归来这件事，更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安排的。他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发出，作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周总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经历了十年时间，在极其机密的条件下，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先后五次接见李宗仁代表程思远先生，在出访非洲国家的紧张日程里，采取保证安全的措施，当李宗仁回国时更是日夜操劳……。
总之，无论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还是李宗仁归来，都有周恩来总理的贡献和心血，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和回归社会主义祖国智慧的主要来源。
一九六九年一月，李宗仁于弥留之际，在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中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其所以至死不渝，是因为这是他一生无数经验教训的总结。他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真诚，非常赞赏周恩来总理的业绩。他曾慷慨地说：“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中国今日的囊括大陆，实非偶然。”（《李宗仁回忆录》下703页）一语道破了李宗仁归来的远因和近因。
三
李宗仁由爱国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内因和外因，也有远因和近因。概括起来，一是靠他本身的爱国主义思想构建基础；二是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正确方针和共产党人的业绩。但要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需要一个中心环节起到桥梁作用，这就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因为“外内在一定条件下起着决定作用”。李宗仁爱国思想转变到联共抗日、和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这个条件，他从爱国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更需要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按照李宗仁的阶级和身份来说是很难进行转变的。那么这个重要条件是什么？就是共产党要强大、社会主义祖国要强盛，要有充足的力量。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中，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就是：（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步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说明我党已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特别是首要条件。进步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发展，扩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广泛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到了全国和抗日群众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这些进步势力的发展，是争取中间势力和对顽固派作斗争的基础，也是争取时局好转和抗战胜利的基础，是保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再具体点说，台儿庄战役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开辟了华北、华中的敌后抗日战场，建立了太行山、晋东南、山东、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抗击了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还配合正面战场，取得了忻口战役的胜利，参加了太原的保卫战和反攻战。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取得了歼灭日军“王牌”板垣师团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这是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大胜利，平型关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挫败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为以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鼓舞和激励了国民党广大官兵的抗战勇气，这不能不说是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的精神因素。正当台儿庄战役进行的时候，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同时打破敌军九路围攻，歼敌四千余人，长乐村一仗歼灭日军苫米地旅团主力。并迫使日军由同浦路东调徐州支援发生很大困难。这种义举说明我军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徐州方面的台儿庄战役。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前后，我军主动向敌人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攻，扫荡伪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击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消灭和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当台儿庄战役正酣之时，一二九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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