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结果。并在此思想基础上，重视和忠实的执行了与我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共通力合作终于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伟大胜利。爱国主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也是李宗仁归来的主观原因，因为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有其内因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李宗仁的一生，饱经沧桑，到了晚年，远适异国，看到社会主义祖国日益强盛，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于是毅然离开美国，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回国后，他表示：“期望追随我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坚定牢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饱满高尚的，强国富民的愿望是强烈的，他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思想这个东西，不仅是人脑的反映形式，同时也是反射形式。思想的构成形式是层次性，思想层次的指导性，是思想对于行为的反射作用，支配作用和指挥作用。也就是说人们的行动是受某种思想支配和指挥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结果。因为思想动机是激励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原因和动力。历史过程离不开人的思想动机、心理活动，离不开人的认识、情绪和意志。当然李宗仁归来时也不例外。李宗仁归来的思想动机是爱国。但是仅仅从李的思想动机还不能掌握他的思想深度、广度和思想核心。因为行为动机还往往是他思想的外层，还不能掌握它的内层，把握他的思想层次递进的高度。李宗仁归来是他自觉进行这种指导的结果。所谓思想里层，是指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人生观、世界观等。如果当时他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种政治观念的明确性、没有热爱祖国这种道德观念的高尚性、没有识大体顾大局为祖国、为人民不怕牺牲这种人生观的坚定性、没有属于核心地位的世界观的唯物求实性。李宗仁要排除万难毅然冒着被特务杀害的危险归来是不可设想的。所以说对李宗仁说也存在“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性的改造”问题。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衡量，对抗日战争初期的李宗仁不能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来述评，因为他或明或暗都对人民革命有过支持，而应该以爱国将领、共产党的朋友来衡量。李宗仁归来后，不能以国民党政权归顺的代总统来述评，因为他在国外十六年或多或少都对人民革命事业、对社会主义祖国有过支持和颂扬，而应该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者、共产党的诤友来衡量。近代中国历史证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不但是共存的而且是相通的，他们之间没有一道不可愈越的鸿沟。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许多共产党人和先进人物所走过的道路，各民主党派和在大陆的许多原国民党将领也已经走过了这段历程，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和积极参加者。在现代中国，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是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下，由爱国主义，转变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进而转变为信仰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爱国进步人士所必然要走的共同道路。李宗仁由爱国主义，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来这种思想虽曾受过压抑但并未冥灭，可以重新“点燃”这种思想，成为回归的历史渊源，在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感召下，又激发起爱国热情，并大放异彩，进而得到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关键是李宗仁自己作了不懈的努力。
二
纵观李宗仁的一生，前期曾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是具有爱国思想基础的，也有一定的贡献。但后来却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出现了两次大的曲折。可喜的是这些曲折都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随之出现了两次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因此，在评述李宗仁思想转变时，不但要强调他长期形成的爱国思想结构，而且更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周恩来总理的业绩。否则这是不全面的，也不合实际的。因为外因对内因起着推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起决定作用。
抗日战争前的二十多年，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年代：一方面是旧军阀的统治、混战与垮台，国民党的统治与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发展，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斗争；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李宗仁从旧军阀脱身的国民党新军阀，变成了联共抗日的爱国将领，不是偶然的。就客观外因而论是多方面的，但起主要作用的：一是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深刻矛盾，和由此而尝到了蒋的排挤苦头；一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和党对桂军的耐心诚意和争取。而这后者是影响李宗仁坚决抗日的关键所在。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李宗仁抗日爱国思想的发展是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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