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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第二次合作曾遭到亲日派首领汪精卫的反对①,后来竟成为他叛国报敌的重要藉口。1938年12月21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说:“闻汪先生潜飞至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
蒋介石为了争取在东北边界有个好的安定的环境,以便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希望与苏联结成反日军事同盟,接受苏联援助。1937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了孔祥熙、陈立夫,转达苏联政府请中国发起太平洋地区公约和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建议。4月13日蒋介石带病在上海会见鲍格莫洛夫,表示感谢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和给予武器援助的建议①,蒋请鲍格莫洛夫与南京新任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判具体外交问题。4月12日,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在南京会谈,代表苏联政府向南京提出3项建议,其中之一即“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王宠惠表示他“会在政府中讨论这些建议,也同会蒋介石讨论”。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促进了中苏两国代表的谈判。7月13日、16日、19日、26日,在蒋介石的督导下,孙科、陈立夫、张冲先后与鲍格莫洛夫会见,商谈苏联给南京
的军事贷款和军火订货问题,并达成了若干协议。8月2日,蒋介石会晤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担心中国得到苏联武器军火,将来会攻打苏联。蒋介石表示“中国绝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③
①《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第802页。另据蒋介石1936年12月18日西安事变中日记记载:“……逆辈(按指张学良)想请示于莫斯科者也。余心颇安,以苏联决不能赞成张之叛逆行为,而且素知苏俄贱视张之为人也。”又19日日记:“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之荒谬如此,无人能为之助也。”(作者抄件。原日记存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
②《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168页。
③《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439页。
8月上旬,双方交换了条约草案,并继续进行谈判。8月21日,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的有力支持。
关于中苏谈判并签约问题,蒋介石此时的日记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但在7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一栏总结说:“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伪满与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益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
三 为了推进抗战,下令释放被捕的沈钧儒等救国领袖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要求立即释上海被捕爱国领袖,是其中之一。随后张杨始终把这一条列为释放蒋的重要条件之一。①西安事变在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等的斡旋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等条件,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由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阻挠,内战虽然中止,联共抗日、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却未能及时顺利进行。积极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曾经与共产党及张学良、杨虎城有联系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不仅没有被释放,反而继续遭到迫害。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向沈钧儒等7人,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随后并于6月11日和25日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判罪。与此同时,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出面提出,要求沈钧儒等“七君子”进反省院,写具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凡此种种,遭到沈钧儒等人的坚决抵制和抗争,以及进步舆论的普遍谴责。时人指出,继续迫害爱国领袖,与国民党三中全会确定的和平统一、团结抗战主旨和蒋介石的抗战主张背道而驰。由此掀起了营救“七君子”的高潮。
①蒋介石1936年12月20日日记;宋子文1936年12月20日、24日日记,均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后者用英文撰写。
如前所述,蒋介石准备邀集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开谈话会,共商抗敌御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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