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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民族的大计。“七君子”都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领袖人物,也在邀请之列。6月14日,蒋介石密电叶楚伧:“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①但叶楚伧坚持要沈钧儒等写具悔过书,才能赴庐山,理所当然地遭到沈等的拒绝。沈钧儒在7月16日一封家书中写道:“蒋对我等似有谅解,曾由杜月笙、钱新之、黄任之等到苏州来过两次,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都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用法律手续来对付……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②
从上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蒋介石主张镇压,到这时转而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即从“攘外必先安内”转向团结对外,共同抗敌。同时也反映出“七君子”事件上,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之间的分歧。
①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②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为了营救沈钧儒等,开展著名的救国入狱运动,把营救运动推向高峰。7月7日,冯玉祥致蒋介石函说:“关于沈钧儒等七人事,祥意应立即无条件释放,请其来庐居住,以便接受我公训迪指导,此事关系收拾人心至大也。”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党部工作同志对公此举定能体会。盖党部同志有党部同志责任,中央亦有中央责任也。敬祈我公毅然决然,采取释放办法,党、国同利赖之。”①
“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局势有了很大变化。蒋介石不顾汪精卫、叶楚伧等人的阻挠,决心亲自干预“七君子”事件,下令开释沈钧儒等人。据他的日记记载:
7月18日:“对沈等保释。”7月19日:“对沈等之处理宜早解决。”
7月20日:“沈案了结。”
7月24日:“下周预定表……解决沈案。”
7月26日:“解决沈案。”
因此,7月31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国领袖终于获释,光荣出狱。沈钧儒等出狱抵达上海时,曾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之出狱,完全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们对他很感激。”②王造时后来也回忆说:“蒋介石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言对日抗战,并于七月底电令江苏高等法院将我们释放,要我们去南京开会。”③
①《宋庆龄冯玉祥等营救七君子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②《沈钧儒等昨由苏抵沪》,《立报》1937年8月2日。
③《王造时自述》,《上海文史资料》第45辑,198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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