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喜人局面，大大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给读者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但是在繁荣与喜人的局面中，也出现了不少有待探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小说演义和电视屏幕上出现过于频繁，受到过多的颂扬。这就不能不给 人留下疑问:难道历史是由他们创造的吗?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只要有清官、好官，一切社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与此同时又存在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过分拘泥于史料，缺乏戏剧性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缺乏思想深度的艺术加工，缺乏审美的艺术的品格。这里也给人留下疑问:历史小说的功能主要是什么?是像历史教科书那样传授历史知识呢?还是像别的艺术品那样主要是提供审美的欣赏?第三，有一些作品为演义历史而演义历史，缺乏时代的眼光，也缺乏个人的眼光，没有启迪人的新鲜意味。这里的问题是:历史题材的创作仅仅是为了复制历史吗?历史是可以复制的吗?历史题材的创作是否需要体现时代精神?如果需要的话，那么这种时代精神是不是就是借古喻今?不难看出，当前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存在三个向度的问题。

一 历史的向度

谈到历史的向度，大家首先考虑的就是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观的问题。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唯物历史观当然是不容置疑的。的确，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创造的，不应把他们摆到过分突出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也不要简单地直线地去理解“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以为写历史题材就非去写农民起义不可，帝王将相一律不许写。我的看法是帝王将相也是可以写的，问题在于怎么写。历史发展观的主要问题在于要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总趋势，要把所写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去考虑，不要把历史人物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抽出来，孤立地加以描写。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专写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由于通俗好看，能唤起人们对现实的一些联想，赢得众多读者，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但其历史观并不是没有问题。“帝王系列”所写的“康雍乾盛世”处于18世纪，康熙（1662—1722在位）、雍正（1723—1735在位）、乾隆（1736—1795在位）三朝共134年，乾隆禅位于嘉庆那年离标志着中国衰落的1840年鸦片战争只有44年，离1911年辛亥革命只有116年。对于 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代中国来说，封建社会不但处于衰落的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末世。“康雍乾盛世”不过是封建社会这个衰老的躯体的最后的“回光返照”。生活于这个时期的曹雪芹在其《红楼梦》中，已经预感到这个社会表面上似“鲜花著锦”、“烈火烹油”，其实“内囊已尽上来了”，最终将“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客观上意识到封建社会即将崩溃的命运。曹雪芹这种对于当时现实的感觉是有预见性的和前瞻性的。对于二月河创作的“帝王系列”长篇小说，明知“康雍乾盛世”不过是末世的“繁荣”，是即将开败的花，是黄昏时刻的落日，但作者还是不能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去真实地把握它，而用众多的艺术手段去歌颂“康、雍、乾”诸大帝，真的把他们的统治描写成“盛世”，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推销最腐败的专制帝王文化。其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远远落后于曹雪芹。这不能不说是令人费解的。

其实，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国社会自身已经生长出了资本主义的幼芽，特别是到了晚明时期，资本的流通和市民社会也初步形成，特别是出现了泰州学派，出现了李贽等一群思想解放的学者，反对以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