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规律来;何谓“发展”，那就是以历史事实为基本依托，在历史框架和时限中展现出艺术的风采来。在历史小说或历史剧所展现的世界中，其中的历史都是经过作者感情过滤的历史，它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的原貌。例如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作者或编导者若是照搬三国历史事实，是不会创作成功的。《三国演义》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在于有较充分的“想象”、“虚构”和“诗意情感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在小说和剧作中只是一个历史框架、一个时间断限，某些历史事件可以重新改写，某些历史人物可以重新塑造，它已不完全像一般历史书那样去忠实地叙述历史，作家和编导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以极大的热情去虚构场景，以爱憎的感情去塑造人物。请看“空城计”这个场景。《三国演义》长篇小说，以及后来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就不是完全照搬历史，如果照搬历史事实，创作就不会成功。《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它有很充分的一种“诗意情感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在小说和剧作中只是一个历史的框架、一个时间的断限，三国时代的历史事件常被重新改写，刘、关、张、诸葛亮、曹操等历史人物被重新塑造，它不是三国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比如说“空城计”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在这里，小说家和编导何等生动地写出了诸葛亮超人的智慧、沉着、勇气和才能，作者 简直对他倾注了无限的赞美之情，但历史的事实如何呢?你查一下《三国志》那个历史书就知道，历史上一些没有的事情，被说得真实可信，甚至绘声绘色。譬如，诸葛亮一生只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才与司马懿在渭水对峙。诸葛屯兵陕西汉中阳平时，司马懿还在湖北担任荆州都督，根本没有机会与诸葛亮对阵。小说和电视剧的作者这种虚构，是因为他们把诸葛亮看成是智慧的化身，对他充满赞颂之情，以至于不惜编出这种常人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来。这就是作者的“诗意情感评价”的结果。通过这种诗意情感评价，引起读者或观众的美感，这就是文学创作。中国梁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情者文之经”，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审美的诗意的特性。所以对于文学文化的真实性，你硬要用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去要求，是不合理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者并非没有起码历史知识，他们往往是借历史的一端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情感的评价，表达某种看法。当然，既然是历史剧、历史小说，也不能胡编乱造，最起码也要符合特定历史文化情境和历史发展大趋势。只有这样，历史题材的创作才能做到“真实”、“好看”。
现在有一种误区，写的作家以为自己是在普及历史知识，看的读者以为可以增长历史知识，这完全是误会。历史题材的创作属于文学文化，它不提供真实的历史知识，它提供的所选定的历史框架、历史时限的真实的艺术形象，它的功能主要是审美欣赏，不是普及历史知识。如果真想了解历史知识，还是要去看历史教科书。
三 时代的向度
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通常仅考虑“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也就是历史和艺术两个向度。实际上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向度，这就是时代的向度。历史题材的创作不是对历史的复制，作家必须以时代的眼光去观照历史，从中发现时代的精神，并以生动的形象体现时代的精神。历史都是昨天的，但作家的眼光则是现代的。以现代的眼光去发现昨天的历史，所发现的精神是与我们今天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让读者似乎从历史中看到了现实，看到了现实的需要，看到了现实的矛盾，而不能不产生种种现实的联想。这样说来，是否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借古喻今”甚至是以古人“影射”今人呢?这个问题正是我重点想谈的问题。的确，我们常看到的一种借古喻今、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做法。这种做法往往是针对现实中某个人、某件事、某个情境，很容易变成为个人崇拜或个人攻击，所透露的只是作家个人一己的私见，一般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负意义的。我们所主张的“以史为鉴”、“古今对话”，其主要意义在于实现古今普适精神的互释，通过历史的抒写体现时代精神。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所针对的不是现实中个别的人和事、个别的情境和场合，而是宏阔的时代的洪流或现实的矛盾或生活的缺失，所透露的是作家对于时代社会的深刻的理解。能否达到这一点正是历史题材创作成败的重要关键。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许多剧本都是写历史题材的，但莎士比亚的成功不在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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