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加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使中国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如果不遇到障碍，资本主义有可能自然破土而出。这就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走向。清朝建立后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呢，还是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呢?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康雍乾三朝长达134年的统治，虽然社会是基本安定了，生产也得到恢复，但他们把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发展到极端，朝廷的全部政务，包括行政、任免、立法、审判、刑罚等一切，事无巨细，都要皇帝钦定。特别是以儒家思想僵硬地钳制着人们，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盛行的文字狱，一朝比一朝严厉。乾隆朝文字狱竟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因文字狱被斩首、弃市、凌迟、满门诛杀甚至灭九族等，层出不穷。整个知识文化思想界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一扼杀思想自由的行为，最为严重，它直接形成了国民的奴性，也直接导致朝廷眼光狭隘、闭关锁国、蔑视科学、重农轻商等。可以说在康雍乾三朝已经埋下了晚请社会落后、国力孱弱、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不幸得很，正当我们为17、18世纪康雍乾盛世而自满自骄自傲的时候，欧洲的主要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开始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发明接连不断，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空前的财富，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把东方各国甩在后面。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已经开始向东方的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离遭受别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就是历史大趋势和总趋势坐标中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他们的统治并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显然，帝王系列小说并没有从这种宏阔的眼光来认识这段历史，虽然作者也把它称为“落霞三部曲”，但写康雍乾的缺陷只是一种点缀，而歌颂他们殚精竭虑为百姓谋利益，不畏艰险为中国谋富强，千方百计为国家除腐败等则成为主调。历史主要是他们创造的。他们是历史的主人。这的确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颠倒”。我不认为这样的历史观是可以接受的。
二 艺术的向度
历史题材的创作毕竟是文学创作，属于艺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是不容忽视的。这“审美特性”就应该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的艺术虚构、合理想象、情节安排、细节描写和情感评价等。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而言，作家的确面临、难解一个悖论。一方面，越是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达到高度的 历史真实就越好;另一方面，越是巧于虚构、善于想象，其情节、细节描写越是生动、感人就越好。但这两方面就历史原型说，并不总是一致的。你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追求历史真实，可又不能过分拘泥于历史事实。过分拘泥于历史事实，文学的审美特性就必然会被削弱，从而缺乏艺术魅力，不能激动人心，不能引人入胜。可如果你一味考虑虚构、想象、编排情节、渲染细节，又可能会对历史不恭，违背历史真实。这种既要真实又要好看的两难处境，是每个历史小说家、剧作家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创作的“悖论”并排除“两难”呢?这要从历史文化与文学文化互动关系中去加以探讨。我的看法是这样:文学是一种文化，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可以相互渗透。历史渗透进文学，文学也可以渗透进历史。目前流行不少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不少历史学家经常批评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或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与历史事实不符。看了这些批评让人感到怵目惊心，会觉得这些小说家和电视剧的编导怎么这样没有历史知识，怎么敢这样乱写?其实，我觉得这些小说家、剧作家并不是不懂历史的事实。如果连明显的历史事实都不知道，怎敢动笔呢?史实肯定是要掌握要甄别的，但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又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改动和虚构。例如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其中的一个大臣，早在雍正年间就死了，怎么到了乾隆即位后还活着呢?而且还是重要人物，起重要作用。编导不是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了吗?又如电视剧《康熙大帝》中，康熙把女儿许配给葛尔丹，这是完全没有的事。因为康熙视葛尔丹为死敌，怎么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呢?其实，文学创作属于审美文化，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我们写的作品，能不能称为文学作品，我们的习作能不能称为文学创作，关键就看我们笔下的作品是不是“以情感评价生活”，是不是有诗意。善于写历史题材的列夫·托尼斯泰说:“感受到诗意与感受不到诗意是创作的主旋律之一。”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也不能为了忠实于历史，就完全客观地、不动感情地照搬历史事实。郭沫若说过，历史学家是挖掘历史，文学家是发展历史。何谓“挖掘”?那就是在历史事实内部下功夫，揭示出历史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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