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最初范型就是史官文化，三千年来“历史”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一直是中国政治观念与传统意识的依傍。“经史子集”，排在第一的“经”，其意识形态的阐释便凿实在“史”的底盘上，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的伦理教训均须在我们历史典故的长廊里找到贴切的义例。而我们的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欲有所变革与更张，有所突破与前行，往往也越界到历史的地盘上来先做“比兴”的工作:采撷例证，编撰教训，启发经验，策画结论。这一操作运行的载体就往往落实在“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上”。“以史为鉴”，可以是庙堂上的官样文书，所谓谏言、箴言，也可以运用艺苑规范的创作才情和江湖流通的人文智慧，所谓“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国传统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从来就是从历史的艺术观照中抽绎出严肃的现实认知判断与沉重的政治文化教训。历史故实的钩沉及其艺术审美的处理、相关题材的选择与意义发挥，目的是照明历史曲直，启迪现实人事，借鉴命题是为了寄托，描绘历史是为了指示现在，褒贬古人古事有时就是为了影射今人今事。——这个创作走向圆满地渗透了历史题材的审美构思与价值标准，深重地影响了我国历史文学的整体面貌与批评尺度。当然我这里论说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不包括当下颇为热闹的“戏说”历史的类型，那些装神弄鬼，旨在搞笑，嘲弄观众，污毁历史的“戏说”，正如苏东坡的两句诗“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炫儿童”，对象是“儿童”，包括心志荒懒，审美感觉疲衰的中老年“儿童”。

“历史”的文艺创作，本质上是艺术化了的历史叙述。“历史”的“叙述”，从艺术创作理论角度来说，就是历史经历了历史学家（沉浸在历史兴奋中的文学艺术家也是一种历史学家）的理解、阐释和演绎后进入认知和传播层面。在历史学上她是一种解释和断制的产物，文艺学上她便成了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合理。她的文艺学的存在形态便是钱钟书先生称之谓的“真”而不“实”，“虚”而不“伪”。一句话，是一种艺术的主观创造，它的本质便是显示历史的灵魂，是历史灵魂的一种审美的演绎，是艺术家对“历史”的审美体认与艺术诠释，是老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坠落在搬弄形象思维的艺术家手中后平面化的存在形式。在这里，文艺家创造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与历史学家解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具有同等的“真实”含义。

历史从学理意义上说都经过了历史学家主观的描述与诠释。历史的进程与表象固然是客观的，但这个进程与表象的叙述则蘸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因为历史完整性和历史客观性是无法真正呈现的。对我们而言，每一种“历史”最后只是一家之言，只是一种“历史学家”的叙述。因而史实的文本呈现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缘由于历史理解与阐释的不同，在这里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是起决定作用的。缺席了历史学家独特的历史观的观照——理解与阐释——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只是一堆模糊不清、零乱散漫的史料，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尽管它的本体是客观的。即以前几年热播的、今天还在重播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来说。雍正的“历史”话题，电视屏幕上的历史，二月河小说里的历史，《清史稿》里的历史，清圣祖、清世宗两朝“实录”的历史，孟心史、杨启樵等历史学家研究结论里的历史，同一个雍正，史料也大抵同一，但“历史”面貌却呈现出极大的不同，留下许多迹近南辕北辙的“文本”。比如雍正继位、黄袍加身的这一段历史，雍正亲辑的《大义觉迷录》是本历史，张廷玉承旨纂修的《清圣祖实录》是一本历史，孟心史《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是一本历史，冯尔康《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的胜利》又是一本历史，当然二月河创作的小说、胡玫导演的电视剧也是一本历史。 除了这些历史文本，历史又是什么?街头巷尾、酒楼茶肆捕风捉影的野史、传谣与闲谈?任何一种既有的历史描述与结论都是历史学家解释也即是历史学家主观认知的产物，我们的影视创作者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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