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效果。电视剧中的雍正是一个通体光明的正面人物，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宵衣旰食，勤政不倦，镜头上多次表现他批阅文件通宵达旦，而且咳嗽连连。长期以来传说中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骂名，历史学家勾勒出的胸襟狭仄、猜忌多疑、刻薄寡恩、心狠手辣、好大喜功、轻举妄动，包括承继大统前的阴谋诡计、身披黄袍后的纂改历史都见不到了。既是奉天承运，合法继位，又是宽厚大体，仁爱孝友，怀着一颗积极进取的雄心推动改革，扫除弊政，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又是坚韧不拔，勇往直前。一个面目一新的雍正走进千家万户，博得电视观众的一片喝彩之后，又会撩起无数有志之士投身改革大潮的热血壮志。雍正的形象是崭新的，说明历史的解释翻了新，电视剧的创作者用他们理解和认同的历史塑造出了一个让人乐于接受又易于传播的雍正。在“历史”的学术课题里，这个雍正或者不全是真的，但在诗与艺术的王国里，则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存在，一个巨大光辉的典型。戏剧化的叙说，诗化语言的演绎，情景相逼，时空相照，强化了艺术的观赏与认识效果，强化了它的思想震撼力与审美感染力。这里实际上也回答了文艺作品中“历史”究竟应该如何叙述的问题，历史人物典型的艺术真实度应该如何把握又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
《雍正王朝》在艺术造诣上未必很上乘，影视语言也不很流畅精美，戏剧化、诗化也只是内行合格的水准，但长处是抓住大事进而抓住人心。从康熙晚期到雍正一朝二三十年间影响人心的大事，它不但抓得很准，也抓得很紧。以大事为核心敷演历史情节，夹带现代语码，驱役人物，调动情节，制造冲突，烘托形势。国家最高权力的接班人问题和接班后的政权巩固问题、国库财政亏空问题、吏治腐败、积弊难化问题、朝廷内外朋党勾结问题、整顿旗务带出的平等满汉官员政治待遇问题，还有最根本最核心的改革与新政推得下去推不下去问题等等，所谓大胆正视，大笔聚焦，一幕幕惊心动魄，轰轰烈烈，逼得观众叹服“历史”的精彩，频频手心出汗，不得不折服雍正的功勋，不能不同情雍正的事业。电视剧回避了雍正一朝最为酷烈的“文字狱”问题，不去演绎“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式的传奇，自然也是一种严重的“蜕迹”，一种深刻的“征存”。相比之下，《走向共和》则更多的是对真实历史的依傍（主创者的历史观常常逼得制作团队深入历史的内核，探寻人性的真实），顺时序敷演情节，循本未进退人物，尽管它的一些大节时段的安排十分粗糙，它的许多细节处理却十分精密，既人性化到极致，体现人心世俗之常态，又高度政治化地抒情，把握分寸，张弛有节，重大的矛盾斗争的艺术处置十分到位，点出本质，政治逻辑严峻而缜密。应该说总体是在历史真实的允许范围之内修饰想象，主创人员不敢轻易跨越历史护 栏，大步跳跃，更多的用功在小心翼翼展示矛盾，托起人物。如果说《走向共和》被批评为越过了历史护栏，走私了不健康的思想，颠覆了既成的历史结论，重构或者说歪曲了严正的历史进程，纂改了历史的教化目标是主创人员主观意图的结果，毋宁说是李鸿章、慈禧、袁世凯三个历史重要角色的扮演者高浓度地审美投入、忘情地表演创造的不期之果。换句话说，王冰、吕中、孙淳的炉火纯青的表演功夫把一部本来不很出彩的、过度依傍史实的平面单维度叙事的历史剧演活了，演神了，演出了万千妖娆。他们对自己的角色理解以及情不自禁的浓墨重彩大大加重了主创人员历史理解中本来已有的理念偏执，于是《走向共和》只能被误读。——流光溢彩的表演艺术造成的美学感染力使本来被历史观处理得不很真实的三位历史人物变得通体光明，变得异常真实，它头上的思想光芒和背后的文化立场也充满了奇妙的合理性!
《走向共和》的主创人员原本不敢夸饰历史，更不敢戏侮历史，他们诚实地交待了自己的历史观之后只是非常职业化地、非常内行地选择了演员与角色，而技艺高超又十分敬业的演员们则遭遇激情，高度审美化地处理了自己的角色，他们都以为自己的角色可以为自己的演艺生涯划上句号。历史人物成功地站了起来，“历史”也成功地深入了人心。艺术上留下的一条经验是:“历史”不妨可以稍稍走得远一点，而“人物”则须贴靠得近一点。
“历史”走得远一点，大抵是指历史的形骸（史实的负载与因袭的包袱）而不是指历史的精神，不是指历史深刻的内在精神和高远的内在视界，不是历史严肃的价值立场与纯正的进步本质，不是“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内容及其可以尽情挥洒的阐释空间。“人物”贴靠得近一点，也主要指人物的情感沉浮、道德损益、命运的悲喜哀荣以及隐藏其间的人物心灵的进退褒贬。——人物感受历史的过程，也同时感受历史的诗意;人物进入文艺的设计，也同时解悟生存的使命。与“人物”贴靠得近了，审美与哲学就贯串连线;离“历史”稍稍远点，人文智慧就直接奔向心灵的自由。援引历史是为了感兴智慧;叙述历史是为了改造现在，呼唤未来;历史的文艺阐释的逻辑起点是感觉到了历史的原身太粗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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