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讨论《拉摩的侄儿》时，我们已经接触到了这一话题。拉摩的侄儿是道德恶的代表，但他的这种恶从历史的角度看，所起的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作用。起码，它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秩序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再如《红楼梦》，贾宝玉不喜仕途经济，所谓“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⑩。这在贾府长辈和当时的主流社会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是“恶”之一种。但是诚如恩格斯所说：“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贾宝玉的不喜仕途经济，实际上是对日渐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反叛，是一种新的进步，一种新的道德观的萌芽。果然，在曹雪芹去世不到150年之后，旧的仕途经济之道——科举、四书五经就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式学堂，西方科技。贾宝玉的不喜，得到了现实的肯定。另一方面，由于不喜仕途经济，最终导致了贾宝玉在高中第七名举人后离家出走，投身佛门。这在客观上加速了贾府的衰亡，从而使《红楼梦》作为封建社会的衰亡史的意义更加彰显。这样，贾宝玉的“恶”便呈现出正面的历史色彩。在《红楼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林黛玉的“乖张”，薛宝钗的“贤淑”，都具有一定的道德、历史因素。曹雪芹以他的如椽巨笔，深入揭示了小说人物与事件中所隐含的道德与历史内涵，揭示了它们之间的二律背反，这正是《红楼梦》令人百读不厌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一些文学作品之所以让人感觉品位不高，缺乏深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是缺乏对二律背反的认识。写道德就是大善大恶，写历史就只端出一个社会发展的标准，道德标准抛到九霄云外，所谓“不以一眚掩大德”。前者如某些武侠小说，后者如早两年播出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殊不知，这正好违背了生活的真实，掩盖了生活的丰富多彩性，也损害了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力度。

    注释：

    ①《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4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3—284页。

    ③④狄德罗：《拉摩的侄儿》，江天骥等译：《狄德罗哲学选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6页、第264页。

    ⑤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4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3页。

    ⑥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41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37页。

    ⑧参看张羽佳：《马克思主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及其内涵》，《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李玉铭：《恶的历史作用与文艺创作问题》，《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杨曾宪：《从恶的评价两难论及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http：//www.xslx.com/htm/xssy/xspp/2005-07-03

    -18948.htm

    ⑨恩格斯认为道德上的“恶”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并没有说“善”没有这种作用。

    ⑩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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