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首歌开始在大陆广泛传唱：“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它被称作“台湾校园歌曲”，很少有人过问它的作者是谁。不久前，我与友人前往绩　溪胡适故居。导游讲到这支歌，说它是胡适50年代在台湾写成的。其实，这首诗并非写　于台湾，而是写于北京；时间不是50年代，而是20年代。——只要翻开胡适的《尝试集　》，就会看到这首《希望》，写作时间是1921年10月4日。然而，且不说一般的民众，　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有多少人读过《尝试集》呢?一部现代文学史大写着一些文　坛混混的名字，而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开山祖师，新文化运动的一代领袖，却被遮盖于历　史的尘污之下，其精神遗产只在有限的学者心中发酵。历史如斯，真让人不知该说什么　!
　　此时，我由这首诗想到的，不是历史的遮盖与遗忘，而是它本身的意蕴。“诗无达诂　”，面对同一首作品，不同的读者会从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无论胡适在这首诗中是否有　所寄托，作为读者，我从最初读到它开始，20多年过去了，每当读到或者听到，就总是　看到一个孤独的守望者的身影：他从山中带回“兰花”植于故土，“一日望三回”，盼　它开花，最后却是“苞也无一个”。这很像胡适一生的写照。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满盆花”也仍然只是一个希望。胡适就这样孤独而执著地守望终生。
　　作为新文化的播种者，胡适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苦苦守望的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决非　一篇论文所能一一说清。白话文的倡导，新文学的尝试，现代学术的开创……这些都无　须多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文化转型和文明重建中所做出的选择：在保守与变革之间，　他选择了变革；在个人主义与各种群体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个人主义；在世界主义与国　家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世界主义；在向东与向西之间，他选择了向西；在民主与专制之　间，他选择了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集团中，胡适是最温和的，但历史　证明，他也是最坚定的。对于选定的路，他很少犹豫，不因新的诱惑而见异思迁，不因　乱云飞渡而迷失方向，也不会被时代潮流裹挟而去。在新旧难分、前后难辨的回流中，　这常常使他显得保守，因而失掉号召力。但是，当历史走过许多弯路之后，人们从谷底　返回，看到他那孤独的身影，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新文化走过的路途中，在每一个迷　失的路口，胡适都曾提醒过；在每一个面临挑战的时刻，胡适都曾顽强抵抗和守护过。

　　　　　　一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确生不逢时。它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国际形势的大逆转。大战破　坏了现代文明主流的自信，也使一些追随者产生了怀疑。它给迷恋旧文化的人带来了种　种幻想，也给拒绝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人提供了新的理由。于是，一时之间，文化保守　主义如同服用了还魂金丹，东方文明似乎重新获得了胜利，西化的道路仿佛真的错了。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心想以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在鲍罗廷等　人影响下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它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义和团情结相会合，借着大革　命的影响迅速形成一股文化复古和排外的潮流。
　　面对这一潮流，胡适进行了坚决的抵抗。1926年，他在《现代评论》和《东方杂志》　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　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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