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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取向：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的一把金钥匙——《历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勃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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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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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在中国古代是显学，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是显学。这的确是历史学的荣耀，也是与我们悠久的文明相称的。然而，在市场和商品经济决定一切的今天，历史学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从显学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了，而且还跌得很惨。前几年曾经困扰过史学界多年的所谓的“史学危机”，实际就是这种失落的具体反映。据
此，有人感叹中国的人文精神失落了，甚至斥之为文化的大倒退。作为一个史学从业者，我也曾经这样想过，积愤过，呼吁过。但多年过后，我原来曾经忧虑激动的心情逐渐趋于平静，想法也彻底发生了改变。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我这样的心境。我甚至认为，如今历史学从显学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可能是历史学的大幸。
我之所以说出上面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的话，并非想哗众取宠。因为，如果历史学继续保持所谓显学的地位，那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真正的历史学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的确令世人瞩目，具有中学知识水平的人都会知道：在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有连续不断的文字的历史记录，三皇五帝咱们说不清，可是最晚从春秋战国起，文字记载的连续性和可靠性就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可仔细想想，这样的记录除了能够做一个精确的编年史和为政治家提供借鉴外，留给我们的其他信息实在太少，以至于我们很难搞清楚各朝代人口的数量和具体的生活状况，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卫生、娱乐、交往、礼仪等等详细的情况，我们实在已很难了解，即使下一番辛苦的考证功夫，也未必能搞得清楚。中国的考据学发达，可能正是因为著史者只记录了所谓的大事，而忽视了那些关于柴米油盐的小事（惟一的例外可能是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给后来的考据家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
20世纪50－70年代历史学的显学地位达到了极至，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历史学的声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在今天看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论题，如曹操问题论战、清官问题论战、农民政权性质问题论战、批判胡适运动等，在那时却吸引了众多历史学者的参与，其讨论之热烈程度超过了人们的想像。而所谓的“五朵金花”更是象征着史学界的“空前繁荣”。但时过境迁，这些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甚至有学者把这些命题直接斥之为“假问题”，即虚假的学术命题。在很大程度上，这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这些问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而且在这些虚假的学术命题后，学者们进行了某些有价值的学术探讨，有其弥足珍贵的学术内核（参见王学典著《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应当肯定。然而，在扭曲的理论框架之下，附会、曲解、甚至歪曲和斧削历史是不可避免的。而充当政治的御用工具，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成为“文革”爆发的引信，则更是背叛了历史学的宗旨。
《历史研究》杂志（1954年创刊）是透视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窗口，其50年的历程折射了当代中国历史学怎样剥掉自身虚假的光环，怎样从政治中淡出，怎样脚踏实地回归到学术。这中间的契机，我想就是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和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历史研究》基本迈入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尽管由于特殊的原因，期间《历史研究》也发表过为数不多的非纯粹性的学术文章，但已明显看出，广大学者对政治性的学术已经没有兴趣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20[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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