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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取向：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的一把金钥匙——《历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勃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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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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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的介入，使历史学者踩在了坚实的土地上进行耕耘，虽然辛苦流汗，但心里踏实。
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历史材料虽然汗牛充栋，但真正能用于社会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并不太多，史学工作者花十二分的功夫，可能只有一分的收获。在这方面，欧洲学者在研究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时比我们有利。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孟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通过教会档案（主要是宗教裁判所文件）展现了600年前法国南部一个叫做孟塔尤的小山村的历史，书中详细描写了那时村民的日常生活，比如村民怎样聊天、夫妻关系、两性关系、婴儿怎样吃奶、怎样避孕等；通过居民对死亡的态度，对太阳、月亮、星星的态度，对猪、狗、猫、老鼠等动物的态度，对异教徒的态度，探讨了孟塔尤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宗教观。作者恰如其分地引用了许多场景对话和故事情节，给读者许多感性的认识，这种全景式展现历史的研究方法引人入胜。然而，中国的史学家做到这一点很难，一是材料的限制，我们的史料记载中实在太缺乏人们日常生活的材料了；二是中国的史学过于成熟过于理性，以至于我们的史学家只注重记录靖国安邦的大事，而忽视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为了弥补上述缺憾，有志于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借助于当代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走出象牙塔进行田野调查，用最直接最感性的方法去触摸历史；另一方面，拓展史料的搜集范围，举凡家谱、族谱、碑刻、契约、稗史小说等等无不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历史研究》近年发表的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这种研究的有效性和高水平，如赵世瑜的《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1992年第5期）、曹树基的《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1997年第1期）、陈春声和陈树良的《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2003年第2期）、梁其姿的《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2003年第5期）等。
历史学从专注于“宏大叙事”的悬空状态回到了注意于日常生活的坚实的大地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社会史这一平台。因此，新时期历史学能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社会史的贡献最大。其一，社会史取向使多学科研究方法导入历史学研究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其二，社会史的内容决定了研究者必须眼光向下，从专注于帝王将相、朝代更替、战争、社会性质等到注意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习俗、礼仪、宗教信仰、区域社会等，真正关注人们实际生活的历史。以前我们的研究是“大历史”，历史学家们在虚构的子虚乌有的理论框架下演绎历史，史料是为理论服务的，这样的历史真正成为胡适所说的那样，历史就是一个让人随意打扮的女孩子；在社会史的视野下研究的是“小历史”，它关注人的生老病死，关注人们生活的小细节，关注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家族、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小区域等等，然而，透过这样的“小历史”可以洞见“大社会”，如勒华拉杜里所关注的那个名叫孟塔尤的小村子，通过这个小村子，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法国中世纪的乡村历史。我想，这样的“小历史”要比那所谓的“大历史”精彩得多。
尽管目前关于社会史的性质、目的、研究范围等等尚有争议，但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如有关家庭史、家族史、妇女史、疾病与医疗史、秘密社会、宗族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徽州学等等方面，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并逐渐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这些研究，使历史学的内容丰富多彩，充满了血肉。
作为史学界有影响的刊物，《历史研究》参与主办了历届社会史的国际会议，带动了每一个社会史重大问题的讨论。因此我们说，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历史研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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