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开始，社会史大论战转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表现为更加深入地触及到历史发展的形态和阶段问题。前此的论战，虽然也论及此，但更多地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的现实问题展开。从1933年开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讨论和论战，始得到全面展开，并由此而奠定解放后古史分期讨论的基本格局。

社会形态理论争论的一大焦点，是关于奴隶社会的问题。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形态，中国是否有过奴隶社会，是争论的核心。我国史学界一般认为，肯定奴隶社会的普遍性，肯定中国历史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阶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一大贡献。然而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对奴隶社会持怀疑的立场和否定的观点，而这些学者所运用的一些论据与概念，乃是三十年代学者所运用过的（如“商业资本”[1]）。这样看来，总结三十年代的这场讨论，看看那个时候的学者究竟都提出了些什么样的见解，显然是必要的[2]。

一 肯定奴隶社会存在的各种主张

（一）共产国际派史家的观点。

共产国际派史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正统，其立场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致。他们全都肯定奴隶社会的普遍性，认定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对此进行过比较系统的阐述的，是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邓拓、何干之。不过，在如何落实中国奴隶制以及论述的角度等方面，他们并不一致。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早肯定了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其后，郭又出版《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专著，论述中国的奴隶社会存在于西周，“刚好和古代的希腊罗马一样，是一样纯粹奴隶制的国家”[3]。正如郭沫若后来所反省的那样，他的研究带有比较明显的公式化毛病。同时，他也没有对社会形态理论作学理式的深入论述。但是，这种缺憾并不能成为否定郭氏著作的理据。郭著的价值，在于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某些具体结论，容可商榷。但范式本身是深刻的。正是郭沫若，一下子将古代历史提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予以论述。因此，何干之曾说：“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他的西周奴隶说，打破了一二千年来官学对中国古史的‘湮没’‘改造’和‘曲解’，确是一件破天荒的工作。目前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这个评价，是客观的。

吕振羽1934年4月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4]，后又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提出不同于郭沫若的殷商奴隶社会论。吕振羽的见解更使人信服，所以后来郭沫若也肯定了他的主张。吕振羽对殷商社会内部结构的分析[5]，也为许多学者所赞赏[6]。至于奴隶社会的下限，吕振羽认为在殷周之际。吕振羽的认识较郭沫若深入。直到今天，殷商为奴隶社会的研判，依然为普通历史教科书所遵奉。吕振羽所提出的西周为封建社会的观点，则是后来古史分期中最强有力的主张之一。当然，吕振羽也还存在对历史多样性认识不够的问题。正如何干之所说，郭与吕的共同缺点，是“把东西奴隶社会看作毫无差别的一个东西。无差别说是不对的，因为东西奴隶社会实际上是有浓淡、深浅、成熟、不成熟的不同。”

郭沫若与吕振羽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描述和落实来肯定奴隶社会阶段，缺乏“纯”理论的阐述。从理论上对奴隶社会理论予以较全面阐述的，是翦伯赞。翦赞同吕的意见，也持殷代奴隶社会说，故而不同意郭沫若[7]。而翦伯赞的理论见解，主要来自苏联学者科瓦列夫的《古代社会论》一书。科瓦列夫认为，奴隶制在全世界都存在，翦伯赞将此作为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点[8]，这决定了他的一系列后续观点。

1936年夏，翦伯赞发表全面阐述自己观点的《关于历史发展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一文，先谈到这一问题的意义。他说：“奴隶所有者社会研究，攸关史的唯物论之社会构成这一整个的基本理论之存否的问题，而且是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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