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把把奴隶社会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归结为奴隶劳动，认为马克思所谓奴隶制度是历史上某一特定阶级的独特的经济范畴。他说：“奴隶所有者构成的基本运动法则，显现于无数具体的形态中――从最原始的奴隶制到最发达的奴隶制，在形式上，它可以成为‘家长制的’、‘家内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以及其他的奴隶制，它能在各种社会中和那在量的方面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共同体之秩序并存，然而‘构成’之基本的‘质’，并不因此而改变，只要它与生产力的发展之一般水平相适应，依然是奴隶所有者的构成，共同体的关系，虽然强固，但历史的必然，决定了它向奴隶制度发展的方向而崩溃，纵然在许多国家，还没有崩溃到像奴隶制在量的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程度，但我们认为这是历史发展之不均等性，依然不能动摇奴隶所有者的构成之合则性的东西。”[9]这是翦伯赞的核心论点，是三十年代最完整系统的理论阐述。显然，他的阐述既粗疏又简单。他将奴隶社会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奴隶劳动，完全不见商业资本的作用，不能让人信服。但他看到了一些奴隶社会自身的复杂性，试图区分出不同的奴隶制，值得肯定。 邓拓（邓云特）是经济史专家，从手工业发展的角度论述社会形态问题，在当时颇为独到。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应该从生产关系的分析入手，而生产关系主要有农业和手工业两个部门[10]。依照这种思想，他同样论证了奴隶制的普遍性，批驳了地理环境论，提出：夏是金石并用时代，殷代已入铜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国家建立时期，即奴隶社会，西周由农奴劳动为主[11]。他对奴隶社会的划分与吕振羽、翦伯赞一致。

何干之的特点在于针对当时许多人都认定的日耳曼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度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对吕振羽也持这种看法尤其感到遗憾。他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三种国家产生的途径，即雅典式的、罗马式的和日耳曼式的，表明了各民族公社制度分解的特殊性，“然而各民族公社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氏族公社分解的或不自由社会发生的普遍性，大抵相同。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统一着的。公社制度分解的普遍法则，就是奴隶和奴主的分化，奴隶制度的发生。”他的这个从“公社分解”的角度切入的论述，显然不同于翦伯赞的“奴隶劳动”的角度。他说：“日耳曼人未侵入罗马帝国之前，氏族公社的内部，已酝酿着不自由社会的先决条件，在那里已有了家长奴隶制，有了财产上的不平等，有了贵族和佣兵。野蛮的日耳曼人，已经踏上文明社会的黎明期了。”可见，“谁说野蛮人空白了奴隶制度，谁就不了解世界史的全貌。”[12]这个观点颇为新颖。

（二）中国托派王宜昌的观点。

在奴隶制问题上，中国托派的观点是分裂的，杜畏之等人否定，王宜昌则对之完全肯定。

王宜昌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国经济派”的主将，在1932年前还不大为人所知。论战前期，他偏重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同时密切注意论战的进展，搜集材料，及时予以总结。他依托托洛茨基理论，赞同任曙、严灵峰等人观点，论定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1933年后，社会性质论战高潮已过，他却成为最深介入社会史论战的托派成员，围绕着奴隶社会等形态问题，发表了很多论文，成为非常重要的一家。

作为非共产国际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王宜昌的极左色彩并不差于论敌。他说：“‘史学’有多种，‘历史科学’却只有一个。历史科学同物理科学一样，不论东西南北，全都适用。”因此，他无法容忍陶希圣“不承认历史科学的世界性，甚至不承认历史有科学，而只能有玄学的各种史学。”[13]他与陶希圣进行了非常激烈的厮杀。

王宜昌的理论出发点，是生产力。从生产力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出发，是他与共产国际派史家的基本分歧点。他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对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作了较深入的对比研究[14]。

王宜昌对中国奴隶社会的见解，特点是由夏代一直拉到三国时期。在《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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