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总之,回顾和思考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明确这一点,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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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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