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选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王韬、黄遵宪、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生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成为社会的选择。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选择,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农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才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特别是“文革”后历经磨难的历史科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发展,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自己,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回顾、思考与展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相信其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将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践将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史学思维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相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2]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
 
　　[4] 梁启超:《自由书.成败》,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6] 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
 
　　[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
 
　　[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10] 温德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 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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