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史学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一些老的理论问题,在“文革”前即已开始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深入讨论下去,“文革”后又重新开始探讨;其二是一些是以前从来没有涉及到,或很少涉及到的所谓“禁区”或“敏感”的理论问题;其三是以往较少涉及的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其四是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在“文革”后仍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张芝联提出应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区别后,引起较广泛的反响。[32]关于历史主义,论者的观点基本接近。许永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历史,根据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来考察历史,从历史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以向前看的态度去回顾以往的一切,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33]蒋大椿强调,不应将唯物史观、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割裂或相对立,而应将他们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历史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不能在用阶级观点来排斥历史主义了。[34]关于阶级观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往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成为历史研究唯一的研究方法,其后果是束缚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35]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阶级观点仍是分析阶级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不能认为政治上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方法也不能使用了。[36]

　　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关于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范文澜曾有论述,[37]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一些学者虽有分歧的意见,但似乎不是十分尖锐。当涉及到“忠君与爱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是否存在爱国主义”、“何谓民族英雄”、“是否存在代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等具体问题时,则明显存有多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范文澜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当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处于不同地位时,“忠君”的客观效果是不一样的。当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统治阶级的忠君爱国,与起义农民的爱祖国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但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忠君与爱国却存在一致性。反抗异族的侵略,基本上是出于对君朝的爱,这与爱祖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王继烈认为,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和祖先所赖以休养生息的土地家园的热爱,而忠君则是服从皇帝个人意志的“愚忠”,是一种封建道德。而当君主制度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桎梏时,忠君思想则明显起着反动作用。[38]李一氓同样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特别是在今天,引用某些历史事件来颂扬爱国主义,这又恰是汉族爱国主义,显然会影响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39]一些论者认为,历史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不存在爱国主义。马寿千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现代词汇,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东西。历史上的所谓亡国之君和忠君爱国,这里的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国家社稷,和今天说的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40]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认为,爱国热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在反对国内民族统治者的分裂割据和叛乱恣扰,反抗民族压迫,维护祖国的集中统一,推进民族融合,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感。[41]邓广铭、张希清认为,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可称为国家,在双方战争中应以站在正义或非正义一方,划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贼。岳飞、辛弃集、陆游等人是爱国者,而秦桧,则是最典型的卖国贼。[42]

　　对“民族英雄”这一概念的理解,存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某人在历史上对某个民族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就是那个民族的英雄。不要因为他们曾侵扰过别的民族,而去否定他。[43]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犯,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杰出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邓广铭、张希清强调“外来民族”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在其斗争的历史时期内,互为“外来民族”;其二是指中华民族之外的外国民族。对发生在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的战争,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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