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的教学计划中。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30]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3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召开了1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以及介绍史学理论研究新作的书讯。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同“文革”前相比,高等院校历史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陆续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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