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等人认为,在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中,不存在各族共同的民族英雄,因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46]。吕振羽则认为,在国内各民族对立斗争时期,可以产生各族共同的英雄。如岳飞所进行的抗金战争和活动,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既符合汉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女真人民长远的利益。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还有蒙、陈梧桐、郭预衡、邓广铭、张希清等人。[47]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和讨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算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已有200多年了;如果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算起,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半个世纪在我国的论战和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3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爆发;50年代及6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至今。从讨论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来看,都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白钢编著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前期以来至今的论战和讨论情况。他认为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的数量总计约在120篇以上,超出以往3次讨论之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之中最活跃的;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48]

　　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革”后讨论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史学规划会议时,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强调“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命题提出异议。同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刊、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意见大体可以概括成以下7种:生产斗争、生产力说;[49]阶级斗争说;[50]社会基本矛盾说;[51]合力说;[52]物质利益说;[53]客观的社会需要说;[54]人民群众说。[55]

　　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建国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文革”期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动的政治观点时,批判了“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出“只有奴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1980年,余霖、安延明著文《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奴隶创造历史”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只能导致混乱。[56]1984年,黎澍发表论文《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指出时下流行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科学的。应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或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片面的。他还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源于苏联学术界,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在我国又发展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观点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57]黎澍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提出招致激烈反对的“新英雄史观”, [58]  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热烈讨论,促进了史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文革”后,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以往已涉及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史与论的关系”外,中外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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