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14]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ｌ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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