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新建设》杂志1952年5月号即已提出,但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文《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9]对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范文澜根据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民族”的这些特征,同时他又提出“独特的民族”的理论。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既不是国家分裂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较长,由此产生与欧洲封建社会许多不同的特点。民族可以形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20]另一种观点表示反对,反对的主要依据是: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的定义,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无法形成。他们认为范文澜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解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是不妥的。[21]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范文澜、吕振羽、岑家梧、翁独健等人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即自秦汉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版图和疆域便确定下来了。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起主导作用,其余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也都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将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朝划等号。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时间互相影响,友好共处,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了祖国。[22]孙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论据,存有明显的漏洞。“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他认为,凡在封建王朝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包括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以今大的祖国疆域来判断历史上汉王朝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荒谬的。[23]翦伯赞不同意孙祚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少数民族作为“外国人”看待。[24]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是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翦伯赞早在建国前就提出重视历史主义的问题。[25]建国后不久,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26]在这之前,范文澜也提出了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他还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27]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历史研究实践中出现了运用阶级观点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翦伯赞提出只有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28]

　　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相统一等。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后收入《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6年)。应当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讨论的,正当人们深入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时,戚本禹在1966年初发表文章,从政治上宣布“历史主义是对阶级观点的反动”,[29]从此“历史主义”成为人们不能继续研究讨论的“禁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继续展开讨论。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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