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1954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批判时,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展开了批判。不久,陈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人的史学思想及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戴上“反动”、“反马列主义”的政治帽子。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以个人治史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时,也受到“为什么不提马列主义这把最灵验的钥匙”的责难。1958年春,在陈伯达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始了所谓的“史学革命”,通过在史学领域大搞“拔白旗,插红旗”,使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和庸俗唯物论盛行一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18]

　　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一问题的研讨情况,更不可能就每种观点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下面仅就两三个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仍可从中感受到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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