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激烈否定奴隶社会的学者是丁迪豪。何干之曾经称他是否定论的“代表”，“对于奴隶社会所采的否定态度，再没有比丁先生更激烈的了，他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的必然性，而且把中世纪的‘退化’现象，也认为是奴隶社会应付的责任。”其实，在否定奴隶社会的激烈程度上，他与刘兴唐、李立中在伯仲之间，但他的论著，却远没有前二人多[45]。他曾经发表《中国奴隶社会批判》一文[46]，专门用来批判王宜昌，受到刘兴唐赞扬，认为是“详细的暴露了”王宜昌的缺陷[47]。当时，他与王宜昌、陶希圣均是北平《文化批判》杂志所办文化研究会的顾问，而刘兴唐则是史学组的干事。《文化批判》杂志的主旨之一，就是以唯生论为准绳，“批判危害民族利益之‘共产主义文化’”[48]，不过，他发表否定奴隶社会的言论未必有这样明确的政治意识，而他的主要观点，基本也不出上述刘兴唐、李立中的范围，但由于后者的论文晚出，所以反显得较他更加周详。

（二）中国托派李季、杜畏之的观点。

李季对奴隶社会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论述所谓“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方法“时附带提及。他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中说：“中国自秦汉以后，因产业特别是因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大量的奴隶，这是事实，但绝没有形成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因此在经济中也绝没有占主要的地位。在这两千年的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农工业直接结合的半封建的小农生产。”在书中又说：“氏族社会崩溃后，可以经由奴隶社会到达封建制度，可以经由另一种社会构成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到达封建制度。其实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定都要取这种途径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农奴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49]这表明，他并不认为奴隶社会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

李季认为，中国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氏族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自夏至殷末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自鸦片战争至三十年代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50]。在这个序列中，完全没有奴隶社会的存在。

不过，尽管李季否认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但认为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平行的，可以是奴隶社会。换言之，某些国家如果不经过亚细亚社会，则可以经过奴隶社会，只不过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却进入了亚细亚社会而已。所以，他又说：“自有人类以来，至少已经经历过五种生产方法的时代：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生产方法时代、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51]由此看来，李季对奴隶社会的否定并不十分坚决。

真正明确否定中国奴隶社会存在的托派分子是杜畏之。他曾经明确写道：“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更无东方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社会的内部怀育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因此在氏族的废墟上所建立的新制度既非东方的，又非古代的，而为道地的封建社会。”[52]他又说：“春秋是战国社会制度的大破坏时代，是由原始封建社会向另一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发展：前者是以领主经济或农奴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后者是以地主经济或佃耕经济为基础的制度。”[53]但是，杜畏之的论述很不充分。

受奴隶社会讨论的影响，1937年4月1日，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发表《实庵字说》之三，在考察中国文字的同时，论及中国古代奴隶都是“家庭奴隶”，从而说明中国是“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社会”的，同样也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阶段。

（三）“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王礼锡的观点。

胡秋原也没有专门论述过奴隶社会问题，但他的观点却对否定奴隶社会论起了很大的启示作用，丁迪豪就认为胡秋原是奴隶社会否定论的“发明者”。胡秋原较早地提出：“封建社会继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