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奴隶社会开始于半开化时代末期，发展和完成于文明时代初期，然而奴隶，却在半开化时代中期便发生了。半开化时代中期的特征为畜牧与农业的开始。按照这种标准，夏代至早是属于半开化时代的中期的末叶，已成立阶级及国家，是族长制或家长制奴隶社会，即“原始共产社会崩坏以来的长时期的渐次发达的奴隶社会底发生期。” 商代是半开化时代末期，利用了铁，在渤海岸商业更盛，奴隶更多了，并使用于耕田，又有了文字记录，但还没有文章作品，故没有进入文明期。“但商周之际，由族长制奴隶制推移到商品生产的奴隶制，经济的进步，使文章作品最初以诗的形式记载下来。”

周初进入文明时代。周代铁与奴隶广泛利用，已发生奴隶买卖，农业与手工业有了大分工，商人阶级有了重要的地位，高利贷资本与财产及人身的抵押鼎盛。

由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是奴隶社会的发展期和成熟期，诸子百家成为奴隶文化最光辉的代表。 秦汉两代是奴隶社会的烂熟时代及变化时代。

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是奴隶社会的停滞期与消灭期的开始。三国及西晋，则是它的盛兴期，而五胡乱华以后便结束了它。

总之，“中国奴隶社会由半开化末期的夏代发展，经过文明时代初期的西晋而灭亡。”他这种到西晋时代仍是奴隶社会的意见，曾得到倪今生赞同[15]。

王宜昌将中国奴隶社会划分成前后相接的不同段落，然后再具体论述不同段落的状况，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他论述的具体历史内容，从生产工具到文学艺术，从商人资本到民族关系，非常全面。后世的魏晋封建说，他已经有所论述。但是，他也表现出很明显的生拉硬套的问题。这一点，在论述渤海与中国奴隶制的关系时，表现得尤其突出。 王宜昌的研究特点，是把社会因素的分析与地理环境的考察联系起来。他选择的地理环境，便是渤海。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地中海之于希腊罗马的重要。因为地中海在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他便也要为中国的奴隶社会安排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上的背景，而渤海恰好符合他的思想。他说：“渤海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地理基础，如果中国人古代没有渤海，像北美古代没有内海一样，或许便没有奴隶社会的发展，而和印第安人一样停滞于原始共产社会以至今日。”[16]

如此看重渤海的作用，在当时独树一帜，其思考的角度及分析也确实富有启发性。但是，恰恰在最具有特点的地方，他的公式主义毛病反映得最明显。例如，他说中国奴隶社会的地理基础在黄河流域和渤海周围，由周秦汉以至西晋，国家中心都在中原之地，而东晋以后封建社会的地理基础则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海，故长江流域得到开发[17]，就使人觉得是强环境来就我。实则，文献记载的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是在西部，距渤海很远，很难与其联系上。为此，王宜昌又不得不将黄河扯上，而这便又使他的渤海说显得牵强了。其实，不论渤海还是黄河，中国古代没有古希腊罗马那样的海洋环境，因而不存在大规模海外贸易的事实。 再一点，就是王宜昌所罗列的那些奴隶，基本上都是家庭奴隶，而不是生产奴隶。这一点，当时曾倍受奴隶社会否定论者的指责，认为是他的一个大把柄，王宜昌本人也予以承认。不过，他认为家庭奴隶劳动是马克思所说“以直接生活资料之生产为目的”，因而也可以造成奴隶社会[18]。对此，当然可以讨论，但是家庭奴隶毕竟不同于生产奴隶，对二者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意义，王宜昌显然不够重视。事实上，奴隶构成上的差异，正是区别中西奴隶制不同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新生命》派陶希圣的主张。

陶希圣的思想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政治上则处在由左向右转的过程中。他是“新生命派”的首脑。所谓“新生命”，过去都指为《新生命》杂志，实则，陶希圣与这个杂志关系不大。与他有关系的，是新生命书局，而这家书店基本保持着国民党左派的色彩。搞清上述史实，可以顺理成章地回答陶希圣何以标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陶希圣原本对奴隶社会采取回避态度，所以何干之《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后来的一些学者曾把他列为否定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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