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处，胡秋原又说：“我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的阶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时代。”“奴隶社会只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本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在海岸国家则达其发展之极致)，不是一个社会必经的过程。”[55]“在中国，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即有奴隶之存在，而无以奴隶劳动为生产基础之时期。”[56]

王礼锡认为，自秦至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的一段谜的时代。将这个时代“认为是封建制度，大体上是没有什么错误，虽然不是纯粹封建制度，但其最基础的生产方法是封建的。”既然是封建性的生产方法，当然就不是奴隶社会，所以他又说：“在中国的各时代中，奴隶是从来有的，但不曾在生产上占过支配的地位。”
“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国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德国、英国就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不必机械地在中国去寻找奴隶社会这个阶段。”[57]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恒定论，是胡秋原观点的翻版。

（四）《新生命》派陈邦国的观点。

《新生命》派中明确否定奴隶社会的是陈邦国。他说：“奴隶经济不能构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因为“奴隶经济之为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正与原始图腾形式之为原始社会到氏族社会的过渡是一样的。在一般的历史发展上，奴隶经济不能成一社会阶段。即有奴隶经济，也不一定有奴隶制度的社会或奴隶社会。”又说：“只有在经济上以奴隶生产为主，与政治上以奴隶领有者为代表，才能说是奴隶制度的社会。”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58]。

（五）其他奴隶社会否定论。

王瑛认为，在中国奴隶制度问题上，尽管各方答案相差很远，甚至两极对立，但应首先确立一些原则，即：（一）社会发展的普通道路，不一定必经奴隶社会；（二）确定奴隶制度的存在，应以大量奴隶所造成的主导奴隶经济为前提，不应以农奴及家奴的存在而确证奴隶制度；（三）中国出土的东西极不完全，因之不能绝对信靠；（四）注意所依史籍记载之真伪和农奴、奴隶之区别[59]。确立了这些原则，参之于历史，会发现经济发展的一般性道路只是由原始共产社会（包括氏族社会在内）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标准，主要是看生产工具及由生产工具决定的生产方式[60]。

与王瑛观点相似的是王斐荪。他说，人类过去已经发生过的社会形态有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各民族未必全如此。古代东方与希腊罗马为典型的奴隶社会，欧洲中古社会为典型的封建社会，而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商业社会，即为典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从18世纪工业革命而至今日的世界工业社会，即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61]。

吴景超专门考察了西汉的奴隶数量，认为西汉虽然有奴隶阶级，但数量很小，大约在20万人左右，即便再加上三倍达60万人的话，也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与雅典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奴婢占人口总数二分之一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西汉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62]。武伯纶也对西汉奴隶作了考察，结论是其数量不是很少，而是很多，但西汉仍是封建社会，因为那里的奴隶大都是“家事奴隶”[63]。

陈啸江的看法非常独特，他认为封建制度可以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而不一定是在农奴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区域里，奴隶社会到所谓封建社会也决不表示历史进到另一阶段。例如日本，其封建制度就不是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和中国一样，它没有和希腊罗马一样典型的奴隶制度存在着。”陈啸江主张西周封建论，但认为西周封建先是建立于种族奴隶劳动之上，后来因为奴隶供给的缺乏，许多奴隶转化为农奴，但是奴隶劳动仍是普遍地存在[64]。这样，他实际是将奴隶制与封建制施行了嫁接，而奴隶与农奴之间，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了。他说，奴隶与农奴都是被强制劳动者，所以没有质的区别。他与丁迪豪见解一致，即认为“中世纪社会的生产力并未能胜过罗马社会的生产力，而经济的表面现象如交换之类，反有倒退的样子”，所以是历史的倒退。同样，封建农奴社会与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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