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平是在对郭沫若的抨击中展开其论点的。他说，郭沫若认定《易经》时代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推移的一个过渡时代，这是错误的，而是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推移的一个过渡时代[66]。这里空白了奴隶制阶段，但他又说：“中国历史，并不有异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其不同之处也不过是某种特殊条件。其整个的历史发展规律，则完全是一样的。”[67]可见，他认为空白了奴隶社会也并不违背唯物史观。

熊得山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奴隶制社会，但从他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定看，也明显地认为中国未经过奴隶社会。他认为，氏族共产社会发展即为封建社会，神农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神农至唐虞之间，是氏族共产社会（又称村落共产社会）；虞夏至周，是封建社会[68]。封建社会在周末衰歇，近代社会则是封建社会、宗法社会的延长[69]。这种划分显得既离奇又古怪，与梅思平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梅思平曾说，春秋以前的历史根据各种传说，包括四个时期：一是氏族斗争时期，包括黄帝蚩尤共工等传说；二是原始封建时期，即唐虞时代；三是原始帝国时期，即夏商两朝；四是新封建时期，即周民族东徙之后[70]。两人的划分里均没有奴隶制阶段，其论述基本上是推测性的，都没有作系统的论述。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莫非斯的观点。莫非斯说，一般社会悉依下面的公式而进化：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商业社会－资本社会，落实于中国社会史，即为：原始社会（三皇五帝）、封建社会（三代）、商业社会（秦汉以后）[71]。章元璞则说，社会形式的划分，一般包括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奴隶社会“虽然是独立的历史阶段，但非各民族发展普遍的法则。”[72]王毓铨则从铁的使用上来考察社会形态的转变，认为正是由于“铁”的使用，才使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转变成了另一种新的形态，从此原始社会结束，而封建社会便出现了[73]。显然，这里也是空白了奴隶制阶段。同时像他这样专门从“铁”上作文章的还有陈伯达。陈伯达认为，由于中国自然环境缺铁，到殷代也没有发现铁，这就使得氏族社会内部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成为不可能，因而也就“空白”了奴隶社会阶段[74]，这是最机械的论点，大概是受胡秋原的影响，因为胡秋原早就说过：“中国铁的发明甚迟，恐怕到春秋时代才有。”[75]

注释：

[1]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当属朱烯的《为马克思辩：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是一种伪马克思学说》，学林出版社，1999年。

[2]这样的总结性工作向来受我国史学界重视，并出版过一些成果，例如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但这类著作对三十年代的评述都过于简略，评价上也较多时代的局限。本文则从原始文献出发，力图比较客观地评述各家观点。

[3]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新书店，1930年版，第17页。

[4] 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第1卷第1期，1934年4月。

[5] 参看吕振羽：《殷代经济前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冬季号，1936年10月出版。

[6]曾有学者认为郭沫若、李季、陶希圣的社会史研究均不足取，“只有吕振羽《中国经济史讲义》大致令人满意。本书是学术界划时代的杰著，作了正确的检讨与批判。”见柳林：《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秋季号，1936年7月出版。

[7] 翦伯赞：《殷代奴隶制度研究之批判》，《劳动季刊》第6期，1935年8月。

[8] 翦伯赞：《介绍一种历史科学的名著》，《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夏季号，1936年4月出版。

[9]翦伯赞：《关于历史发展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秋季号，1936年7月出版。

[10] 邓云特：《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夏季号，1936年4月出版。

[11] 邓云特：《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第1卷第3期，1936年11月。

[12]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