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社会分解而转变为奴隶社会，中古社会分解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所转变的社会是什么，决定于生产条件，商业资本却有助产的作用。秦汉的商业以奴隶的生产为基础。”[22]他认为汉代奴隶制与商业资本的作用密不可分，而家庭奴隶同样是构成奴隶制的要件。在此观点上，他与其论敌王宜昌是一致的。特别是他最早提出“商业资本”与奴隶社会的关系问题，为其后的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切入点，应该说也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不过，他对是否将奴隶社会划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阶段，又显得无所谓，所以他说自己并不固执汉代社会到达是什么，而在他办《食货》杂志期间，也没有对奴隶制问题进行阐述，所以使得他的见解不大成系统。

（四）其他肯定奴隶社会的主张。

在论争中，一些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学者也发表了见解。其中有学者站在对奴隶社会否定论予以批判的立场，论证了“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23]。

西周奴隶制。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中国古代史》一书的曾謇认为，“西周不仅是奴隶社会，而且是隆盛的奴隶社会，父家长制的奴隶社会”。他还认为，周代不存在井田制，真正的田制是藉田制。周初也没有铁的发现，生产工具是青铜器[24]。曾謇还论述了中国奴隶制的发生问题，认为殷商末季农业的发达必然要引起奴隶制度[25]。对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曾謇进行了商榷[26]。

西周两汉奴隶制。戴振辉认为，殷代已有奴隶，西周奴隶制跟着发展，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交，因商业的发展和矿产的采掘，需要大批的劳动力，于是奴隶制度又进展一步。汉代是奴隶经济社会，炎汉帝国之基石，实奠基于当时奴隶制度之上[27]。

秦汉奴隶制。这种主张是陶希圣提出的，予以系统论述的是傅安华。他说：“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而由长期停滞的农村共同体一跃而为封建社会的，乃是历史法则的例外。”又说：“如果不承认秦汉是奴隶社会，整个的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便不会解决。”“秦汉社会的一切现象，与希腊罗马并无二致。魏晋南北朝也恰合于欧洲之黑暗的封建时代的情形。”所以，关于秦汉经济状态唯一的解释，便是奴隶社会，其他解释如商业资本、亚细亚社会、陈啸江的佃庸社会等等，均都不能成立。[28]

傅安华对东汉的历史作了专门考察，提出东汉是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转形期[29]。 与傅安华有相同之处又有所不同的是周绍溱。他采用陶希圣的一些意见，认为秦汉确实是奴隶制度，但这制度的起点却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中国奴隶制是从封建社会发展来的，促使封建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的动力，就是商业资本。他说，春秋战国以后商人的活跃以及奴隶的日益增多，都证明了那时是奴隶社会[30]。

二 否定奴隶社会存在的各种主张

与肯定奴隶社会相对应，当时否定奴隶社会的势力颇为强盛。何干之甚至说：“中国史家大多数是属于否定论这一派的。许多通史，许多参加社会史论战的老将或新兵，大多数都是否定论者。”他们有的否定奴隶社会具有普遍性，有的否认中国曾经存在过奴隶社会，其中个别人确实含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例如，否定奴隶社会阶段最厉害的刘兴唐在谈及社会形态研究的现实意义时说：“现在的使命，应由民生史观的理论来领导，我们不应该再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迷梦。不能把苏俄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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