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奴隶社会否定论的代表刘兴唐、李立中、丁迪豪。

刘兴唐信奉民生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下列六个阶段：（1）原始社会，（2）民族宗法社会，（3）奴隶社会，（4）封建社会，又分为地方分权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5）资本主义社会，（6）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中国的三民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32]但“奴隶社会虽然是独立的一个阶段，却非各民族发展必由之道。”他说，由原始到封建，不一定每一个民族都必须经过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在中国不存在。他并不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但认为以东方的家庭奴隶为最多，生产事业上虽也有奴隶，却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不占支配地位。“这就好像美洲虽曾使用过黑奴，但不能把当时美洲那个社会归入奴隶社会那个阶段一样。”他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家庭奴隶，已明白认定其不能形成生产的基础[33]。

刘兴唐说，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均可以看出，奴隶社会不是每个民族发展必经的阶段。奴隶社会的起源，是古代商品经济的终结，在商品经济没有十分发达的时候，已有了家庭奴隶。普列汗诺夫曾认为亚洲没有经过奴隶制度，马恩则明白指出，由氏族崩溃而形成的国家有四种形态，一种是雅典式的奴隶社会，一种是日耳曼人所形成的封建国家，一种是罗马所形成的奴隶社会，一种是印度人所形成的封建国家。可见，奴隶社会非普遍经历，在中国也找不到奴隶制度存在的材料[34]。

刘兴唐特别强调两点，一是不能把家庭奴隶当作奴隶社会的奴隶，二是不能把封建的徭役制当作大批的奴隶劳动。他说，恰恰是在这两点上，王宜昌陷入了泥潭[35]。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详细阐述说，在中国，例如家庭奴隶甚多的西汉，从没有发生过雅典那样奴隶几倍甚至数十倍超过自由民的现象。西汉最明显而有数可寻的大批的劳动者不是奴隶，而是卒徒，即自由民。西汉政府的大批徭役，是自由民的徭役，而非奴隶的工作。因此，西汉也就没有奴隶劳动把自由民驱逐在生产领域之外的事件发生[36]。

刘兴唐进一步认为，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缺了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因为奴隶社会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相伴随。他说：“奴隶社会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因子，是欧洲社会突飞猛进的一个至要原因。由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是东方印度所走的一条路，就是由公共职务、如水源之看管所造成的氏族首领。”[37]

李立中是最坚决的商业资本主张者。他曾说：“任何一个社会形态进展到另外一个社会形态，其间，都是因为商业资本的分解作用存在，否则，社会形态便没有进展的可能。”[38]这种极端化的主张，曾引起很大争议。具体到奴隶社会，他认为，氏族社会可以过渡到农奴制的封建制度，也可以过渡到奴隶经济的奴隶社会，而其分歧点，就在于商业资本发展的程度。商业资本高度发展，便过渡到奴隶社会，反之就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就是商业资本的发展[39]。他说，秦到清中叶，既不存在亚细亚生产方法，也不存在奴隶社会，更没有专制主义，有的只是商业资本主义[40]。

李立中强调，奴隶制是最初榨取的形态，但其存在却不仅限于古代社会，各时代都存在着它的痕迹，不过它的繁盛期，构成经济基础的时期，却仅在古代社会。古代社会的奴隶经济，以希腊罗马为其典型。在那里，奴隶由于各种方式而出现，这种奴隶经济进展到封建时代，遂转化为农奴制度[41]。

李立中的商业资本主张乃承袭陶希圣而来，但比陶希圣走得要远得多。整个三十年代，“商业资本”的性质是交织于社会史大论战始终的一个焦点。由于对商业资本的理解和定性不同，对中国历史上商业资本发展程度的估价不同，直接导致一些人对社会形态划分的见解。一般说，共产国际派史家都轻视商业资本的作用，不同意依据商业资本去划分社会阶段，甚至将商业资本学说视为反动理论，确实不妥。而李立中等人看到了商业资本在社会转形中的重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事实表明，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奴隶制的发生及发展，确实离不开商业资本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42]八十年代以后，有学者依据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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