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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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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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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作者对《大分流》的回应，拟分实证与理论两部分陆续展开。本文仅就研究理念与思路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应《史林》之约刊载于此，目的是向诸位同仁征求意见。
［摘要］
《大分流》的研究风格，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但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总结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提升经济史理论水平的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关键词］《大分流》；经济史；问题意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有越来越走向细密化的趋势。它作为学术深入与学科成熟的体现，是合理的，应该为之高兴。但我以为其中也不无隐忧。比较明显的一点，便是在对“史学宏大叙事”疏离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对理论淡漠的心理，并有可能导致对整体历史理解热情的消退。我对前此魏德曼发出的警戒颇有同感，史学“意义”的淡出，很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史学社会责任感的冷却，以及史学的淡出“社会”。正是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感谢彭慕兰的《大分流》，包括前此翻译出版的弗兰克《白银资本》。因为两书都强烈刺激着中国史学工作者，重燃起了关注理论争论与整体历史评价的热情。
平允而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的失衡表现得相对不算典型。但，它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挑战：当“宏大叙事”已经扩展到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比较研究之时，我们在衡定和检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时，需要继续做出哪些改善和努力，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品位？
假若《大分流》对我们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决不止只是对17－18世纪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经济的历史比较给出新的视角，或对明清江南经济给予了高得有些意外的好评。正如一些国内学者多次向读者申论的那样，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有一种理念的革新，即是对既有研究“理论范式”――欧洲中心主义的“颠覆”（我个人认为用“震撼”一词或许更好些）。
这种外来的震撼，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如果回溯一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生、发展的历程，就比较容易体会，冲击并非仅仅限于若干个具体评估数据或发展水平高低的分歧上，而是直接指向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乃至研究的理论支撑。
“全球化”的视野，在中国始于何时？目前仍在争论。但无疑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大约不会早于上一世纪的30年代。敦促它诞生的社会动因，就是在当时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寻求“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的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发展历程的比较。在经济史尚处于襁褓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估，论战各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无一例外，都是从比照欧洲历史的角度去立论的。争论各方都接受了由欧洲输入的社会理论，包括社会变革的方向，也离不开激进与保守对歭的欧洲历史背影。率直地说，我们经济史研究的主流，一开始就是用政治经济学而非单纯的经济学眼光去考察、评估经济事实的，它们是“社会经济史”，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
《大分流》的研究风格，很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数据的处理更是占了相当篇幅；虽没有明言，但主张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也是感觉得到的。《大分流》通过纵横捭阖的正反论证，强调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有什么制度或政治、[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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