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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

时间:2009-7-24 13:57:35  来源:不详
注意(其实梁方仲、全汉昇研究在前)。两者各占多少份额,在近代之前,很难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估算,但我还是相信,在“海通”之前的17-18世纪,前者的消费总额要大得多,后者受到极大的限制;其中政府财政性的集团消费和变形而来的官僚消费比例不容低估。评估国内市场的经济效果,必须看到一种欧洲史很难理解的特殊性,即江南重赋――政府、官僚高财政费用――巨额的集团消费、官僚消费――江南棉丝收益――江南重赋,这样一种特殊的产品货币间的循环回流,加上吏治的法外勒索,决定了江南小农家庭和工商业者投资能力的增长非常有限,生产者人均收入决没有《大分流》估计得那么高(这一点特别紧要,将另文详论)。此外,还有两方面的疑惑,《大分流》不曾注意到,也提出来供进一步思考:
17-18世纪当西欧市场对中国江南丝、棉产品需求正旺、依赖甚大的年代,中国何以不能直接掌握海外贸易的主动权,抢得经济发展的先机?假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乃至亚洲(菲律宾、日本)中间商,不说是“为别人烧香开庙会”,至少从利润收益最大化考量,明显是非常不上算的。为什么中国政府不鼓励并支持船队直接经营至西欧的海外贸易,掌握主动权,然而从出超中赚取更多的“白银资本”(大家知道,江南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户;棉丝贸易收益的提高,肯定能改善政府年财政不断增长的危机),改善政府财政的同时也改善江南的技术条件,以谋跳跃式发展呢?记得布罗代尔在他的名著《15-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物质文明》中也曾感慨过:假若郑和的船队越过好望角,直奔大西洋,世界历史转折的枢纽――海洋霸权的手杖,不就操在中国人手中了吗?既然江南的发展水平以及可能陷于“斯密峡谷”的压力与英格兰相同,中国公私各方没有把握住“空间大转移”、向海外寻求“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机遇,是缺乏强烈的经济冲动,还是因为有制度缺陷方面的障碍?很明显,沿海走私商(海盗)的活跃说明民间并不缺乏经济的冲动;无论是从造船水平,还是远洋航海的种种技术要求来看,当时中国都居先进地位,恐怕也是不会有多大疑义的。近几年有关谁首先发现新大陆,国内外都有郑和先到达美洲的“新论”,沸沸扬扬,证据真假莫辨。但也可以追问:即便我们在国内也发现了明代远洋航海地图,上载有美洲的地名;即便是郑和,甚或不是郑和,而是中国走私海船率先到达了美洲,有人住了下来,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像英国那样的影响吗?因此《大分流》从一个角度是圆了彭慕兰的逻辑:英格兰靠了发现美洲的“偶然”赢得了领先世界的发展先机;但从另一角度拷问:这样的“偶然”为什么中国没有抓住?为什么中国非得在世界贸易中扮演被动、陪衬的角色呢?我认为,其中大有缘故,而这些也正是被《大分流》所忽略了的。
同理,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被迫向世界开放后,如果我们不再被旧的社会理论――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遮蔽的话,不难看到中国江南,而且也不限于江南,在开放的贸易中虽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无可怀疑,也因此获得了前此未有的发展经济机遇,外贸拉动了当地经济的上升势头,在全球化经济空间中决不只是单纯受损的一方。很明显,茶、丝的出口额迅速上升。据海关方面统计,自开埠到1862年,上海出口总货值增长30余倍。1850年,在总出口商品中丝占52%、茶占46% ;到1858年,上海港年出口生丝货值较开埠初增长13.2倍;1860年,丝出口数量已经占总出口额的66%,茶下降为28%。[i]原先不从事蚕桑、生丝生产的县乡为外贸经济利益所吸引,陆续都把自己的粮食经济比例缩小,向外向型经济靠拢(新增者不仅有江南范围内的江阴、无锡、镇江等县乡,而且拓展到了浙东、浙南、苏北外围乡村)。棉花的命运不像生丝那样顺利,但旧有的研究过分夸大了西欧棉布输入的事实(实际前期几乎是不成功的),忽视了中国棉花输出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植棉区域的扩大。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江南原有的植棉生产区域仍在扩大(延伸到了浙东地区),华中、华北、西北的扩展更为明显,而华中地区的原棉主要是通过上海海关输出的。在向英美输出量减少后(印棉的竞争与美洲自身的发展),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了中国原棉的最大输出国。即使在日本大量向中国输出棉纱的同时,也仍然大量从中国输入原棉,说明中国的原棉生产不仅没有低落过,而且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增长。如以上情况只是17-18世纪“江南模式”面与量的扩展,那么随着市场开放,中国人接受了“煤铁联合”的机械动力,不也在突破“斯密动力”吗?在世界市场产品竞争的压力下,与广大家庭纺织手工业扩展的同时,机器缫丝、纺纱、织布以及其它纺织制品的现代工厂数百成千地在江浙、广东、武汉等地诞生,赫然写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史”上(对此,杜询诚有系统的研究),历历在目。因此,仅从这一方面说,我们也没有理由说19世纪中期市场开放、现代化驱动后的中国,包括江南,其经济状况反倒陷入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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