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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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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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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两位史家都曾用生动的笔调，逐个描述了东南西北中，各个物资、民生、风俗不同，经济发展参差不平衡的区域状况，合起来简直就是一幅“全国经济区域分布图”；与此同时，也未尝不可以把它看作是“全国市场分布及其形势图”。这种由行政统一创造的跨区域行政联系路线，在为各级政府上供或下发物资的同时，也就成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联系路线（因此商路往往与驿道同一；漕运促成了商机）。这是“中世纪”欧洲历史所难以想像的。明清江南特殊的棉丝贸易，正是借助这张全国商品交易的联络图，方能获得活泼泼的发展生机。因此把江南从“大中国”中孤立地“抽样”出来比较，不联系中国的整体制度环境，无论如何是有悖于中国历史实际的。
我不想掩饰自己对《大分流》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彭慕兰在将江南与英格兰比较时，并没有能完全放弃用欧洲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江南的习惯性思维。最明显的他叙述中国史，是把精力全部集中到了只想证明17－18世纪江南尚未陷入“过密化”的数量计算上（在我看估计是偏高了，另文讨论），以便佐证英格兰不是先天地比江南优越；然而当他完成了对英格兰靠“空间的大转移”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创新解释后，他已经被“大分流”的预定命题束缚住，几乎不假思索地沿袭了欧洲中心主义一贯坚持的近代中国“停滞论”和“落后论”，向黄宗智的“过密化”假设投降，宣告“和好如初”（这一倾向在彭氏答辩黄氏的长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大分流》自身逻辑上说，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坚持19世纪江南陷入“过密化”泥潭，才能圆了“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的假设。然而，彭慕兰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为了自身逻辑论述的完整性，把中国江南经济用“19世纪”一刀横切成长短两截时，破坏的是中国江南自身发展延续性的内在脉络，因而他实际上放弃了他原来值得骄傲的论点：“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其中大部分是可行的……更认真的分析表明，并没有一条唯一的通往20世纪的西欧道路”，也与他在《中文版序言》最后表达的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赞叹和期望不相呼应。因此，我曾在一篇短文里带点玩笑似地批评彭慕兰是“半截子革命家”。
生存的压力，始终是下至平民百姓（生活之源），上至国家政权（财政支持、社会稳定）所必须面对并予以适时解决的难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经济发展自在的，有时甚至与政权性质无涉的（亦即任何政权都不能不做的），永动而无法停下来的动因。假若说微观经济往往仰赖于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新开发而“豁然开朗”，那么宏观经济则更多地要靠空间流转宽度和深度的扩展而“海阔天空”。因此，我对《大分流》用“全球化视野”的大空间观解开西欧突破之谜，禁不住击节叫好――即便万事俱备，没有“进军美洲”开拓新的资源和产品市场（还有金银货币），就不可能产生由西欧领头经济“全球化”的精彩，犹如缺了东风，演不成“火烧赤壁”。然而，彭慕兰可能不了解，明清江南经济的独特发展及其发展所受到的限制，也只有在大空间里，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拘泥于斯密公式，斤斤计较明清江南一隅的人均产量、人均工时收入，很可能始终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有关该时段数据精确方面难以逾越的难度，容另文详说）。 17－18世纪江南经济优势区位的取得，靠的是丝、棉及其纺织制品向外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城乡兼业的家庭手工业经济模式，在市场上赢得了发展的先机，抢占了当时国内谁也无法与之相敌的市场最大的份额。当然，这种优势的获得决非是完全的偶然，细究起来有历史积淀（至少从宋开始的技术、经验、人口向南方转移的密集优势）、气候土壤、地理位置、技术进步、城镇培育、文化氛围、商业经纪、交通设施等等的前提条件，但假若缺乏了市场空间这一关键要素，只是就地产销、就地消费，江南先进的经济地位根本就无从谈起。
江南的丝、棉产品，有两个大市场圈。一个是全国性的市场圈，主要的消费对象有两类大户，一是全国各地官僚、地主、豪富乃至边远地区少数族的酋长、头领（故松江棉布销售点扩展至西北、塞外）的私人性家庭或家族消费，一是政府以定购、采购方式用以行政、军事（池田温、西岛定生就揭示过这方面的状况）、赏赐、朝贡的“财政性”集团消费。另一个就是海外市场圈，继《白银资本》后，《大分流》也关注这一类，唤醒了中国学者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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