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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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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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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先天优势，因为经济的发展总究是要依赖于地理环境、资源（特别是能源）、人口、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结合，而经济发展根本性的突破，更是仰赖于旧的组合能否有新的要素参与，以及新的组合能否摆脱旧有的危机陷阱（如人口、资源的发展瓶颈，或曰：“斯密动力”）。在这里，突破的机率很小，也很偶然。英格兰19世纪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经济的历史大转折，煤资源的地理有利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在作者看来，美洲的发现，美洲、非洲资源的补偿性替代，才是帮助西欧跳出“斯密动力”峡谷的关键之关键。因此，西欧的领先一步，与其说是必然的，毋宁说是借助“全球化”的机遇而侥幸取胜。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的话，《大分流》要实践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向：经济史的分析，必须摆脱旧社会理论的束缚，给经济分析以独立的位置，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过去我们熟悉的理念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并决定了这种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限度。社会经济每次重大突破，必须依赖于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欧洲经济的领先开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历史内在的“制度优越”先天性地决定了的。对这种史学范式的质疑，彭慕兰采用的是“证伪”的进路，为此他征引了许多与欧洲中心主义“定律”相悖的欧洲经济新史实、新解析，逐个否定了“必然”的根据，而将历史交给“偶然”去解开谜团，令我这样一个依赖于欧洲史旧教材理解欧洲的外行大开了眼界。
那么，在中国史方面，是不是也存在这种“证伪”的实例呢？《大分流》的论辩，主要集中在对17－18世纪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高出明清江南的“证伪”方面。其实，在中国史方面，许多与旧的社会理论不相协调的实例很多，只是没有像《大分流》那样，强烈地把这些实例与社会理论的质疑联系起来。这里，我稍作补充，说明这方面的思考还有待深入开发：
每次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我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战国至秦汉间活跃的长途贸易，私人盐铁工业的雇佣规模，金融货币借贷的早慧，都是我们用东方“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概念所无法容纳的。更为惊异的是，像范蠡、白圭通过贸易操作，针对市场价格的季节波动和地区差价，以及旱涝丰歉周期，顿悟出了精明且高明的赢利秘诀，简直可以看作是对市场价值规律的成功实践。近20年来的阅读，使我多有感触，历史上许多实例无一不在说明，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倾向，马克斯·韦伯说的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对经济的认识，诸如“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特别是“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假若隐去其名，用现代语体表达，简直可以冒充“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大叫其绝？！由此可知，对市场需求的感受，对价格波动的认识，对赢利的机智追求，欧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独占“花魁”，别人不能领先染指的（明清的商人书籍可以继续证明这一点）。 再进一步说，自秦汉以来，社会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君主制，宣称“以农为本”，但社会经济的整体态势，假若仅仅用“自给自足经济占绝对优势”甚至用封闭保守来形容，则与经济史实大相径庭。只要看秦汉政府已经向农民征收货币赋役，就间接透出一个重要信息：政府不但对物资全国性流通的管理与控制始终饶有兴趣，行政性城市的商品经济发达也不容否认（百万人规模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不可想象的），就是农民出售农产品以换取金属货币的乡村集市贸易一定也是相当的普遍（只是在战乱或割据的年代，货币交易才暂时有所萎缩），后者可惜不入古代史家法眼，几乎绝大多数都堙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不复为后人所知。或许应该感谢印刷术的发明，宋以后有关乡村集市、城镇的史料逐渐多了起来，到明清地方志和私人笔记梓刻成风，方大引人注目，以至我们有理由怀疑它们起于宋明的判断，有史料存废的偶然因素在内，未必就能说明此前农村集市一定非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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