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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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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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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稀罕。总之，与我们过去相信的社会科学教科书不一样，在所谓“自给自足经济占优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家庭型农业经济大树的旁边，始终有活跃的城乡商品经济相陪衬。农民兼业工商，贩夫走村穿巷，富商巨贾活跃，也包括飘洋过海者，宋元开始，史载已不绝如缕，这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史家基于旧的社会进化理论，多认为：自秦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经历了兴起、发展、衰微，到明清必然地走向了没落；按照“发展”的逻辑，社会经济也必然地会与之同步盛衰，逐渐下滑，进入危机和崩溃期。因此，自宋以后，因专制主义的强化，明清经济衰落、停滞的论断在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占绝对的上风，直到最近才受到强烈质疑。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明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宋代，而清代也仍然保持着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前进。这里，我稍要补充的是，与彭慕兰想像的不一样，晚清到民国的经济虽然无法与同期西欧伦比，但也并非如《大分流》所断言，它深陷“斯密动力”峡谷不得动弹；相反，19世纪60年代起，现代经济成份的成长和工、商、内外贸的发展速度都是前此千年不能比拟的，经济状况要比人们主观推定的远为好得多――尽管政治状况确实很不如人意。因此经济“长期停滞论”不仅不适用于明清之前，更不适用于近现代。在这种史实重新澄清和反拨的过程中，学者自然要反思：旧有的政治史分期在多大程度能取代或支配经济变迁的历史叙述呢？
我的体会，《大分流》给我们示范的是这样一种方法论：当“社会理论”过分成熟以至显得臃肿虚浮之时，史学有必要消解这种过重的负担，通过事实的梳理，给出新的史学陈述。没有疑问，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是从欧洲历史的归纳中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因果关系的梳理始终是一道关键的整理工序。反过来，这些经归纳过滤产生的结论又构成为知识体系的内核――但应该看到，这种“整理”多半是以牺牲或筛洗掉不合其胃口的信息为代价的，历史信息量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而且，以社会递次进化或进步为标识的近代社会科学，从孔德起，就始终有熔铸世界历史于一炉，以锻造普适性的“发展定式”为终极追求的雄心。这种乌托邦式的努力，由于舍弃了历史多元发展的复杂性，还产生了类似边际效率递减那样的“信息悲剧”。
然而，当我们获得冲破旧的理论樊篱的某种愉快感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欧洲社会科学所归纳的因果关系是否完全是虚假的，或者完全不适合用以分析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分流》用以分析的重要理论框架依然不离亚当·斯密以来的欧洲经济分析工具，也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在笔者看来，更为紧要的是，《大分流》对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外制度的分析，明显有搁置甚至虚化的倾向。这是我大不理解的地方。因为据我所知，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制度经济学派起而抗争纯经济学的学术变革，它们不仅用以解释欧洲史，也有说服力地解释了非欧洲地区的经济事实（如张五常的“租佃理论”）。能把这种由经济学内在理路产生的变革（即补其以前之不足，再往前走一步的变革），也用一顶“欧洲中心主义”的帽子盖死吗？
是的，经济史的深入，说明原来的“制度”概念与事实之间有偏差，特别是关于“社会形态”许多死板的规定（最典型的就是斯大林的做法）像一层薄纸那样容易被捅破，但这些都构不成充足理由，认定“制度分析”必须进“历史博物馆”。笔者认为，更有意义的不单是破坏（“反驳”），也必须有所建设（新的“猜想”）。我们还是需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性关联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作更深入的探究，或者用布罗代尔的话，更需要往“海洋深处”去具体地探究“结构”――包括由各不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规则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以何种方式、何种影响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
《大分流》对“欧洲中心义”主要是用证伪的方式来反驳的。同样，《大分流》将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分析搁置起来的做法，在解释中国史方面也会遇到强烈的证伪。
例如《大分流》只是着眼于明清，若往前看，学界早有人说“战国秦汉就已经有资本主义因素”（傅筑夫）。自战国以来的商品经济、市场贸易的早育或早熟，在经典性的社会科学教材里确实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从中国历史自身的特殊性中去找到合理的解释（战国时期的解释见拙著《中国历史通论》）。秦汉以后，有曲折，但长途贸易的发达，始终存在；宋的商业发达，早为国外学者瞩目（故日本称宋以后为“近世”）。要说中国历史的最大特殊，就是在公元前221就完成了幅员辽阔的领土一统，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体制度，从此政治是大国的一统政治，经济是大国的一统经济，许多经济现象都与“大国制度”和“大一统”有密切的关联。有两份史料很特殊，一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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