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第251－295页。
79 阿道德：”致达赖喇嘛“，《文选》，旧金山：城市之光丛书，1972年，第65页。
80 帕尔和陈（Tseng），第9页。
81 李（Lee）在列文森《大约1492年》中，”（Virupaksha）“（图版319），第472页。超出这个定义，李傲慢地将复杂的喇嘛教神学知识从他的叙述中排除。在”国家画廊“卷中，在描述了最后的喇嘛教的作品时，”Triptych形式的轻便的神龛“（图版320），他开始写道：”21尊神的识别，体现在这种小神龛的境界里，超出了作者的能力。“在将其中一个人物识别为曾于8世纪后期访问西藏的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之后，李不是把他的记载的大部分用来描写这个轻便的神龛，而是用来描述另一个神龛（没有包括在这个展览中），是一个”完好保存的“日本的”真言宗“（Shingon）神龛，据说是806年由Kukai从中国带到日本的。李注意到，这两个神龛的肖像画法差别很大：”Kongobu－ji神龛是历史上的佛祖释迦牟尼的一种古典的表现，“然而”现在的喇嘛教神龛专注于一种复杂的信仰的一位准历史的缔造者，在这个神龛制作的时代，已经获完全得了传说的地位身份和品质特性。“同前书，第472页。此外，喇嘛教必须经受比较。日本的作品是以一种古典风格描绘的一位历史人物；喇嘛教的作品描绘的只是一位”准历史的“人物。这并不充分，这个人物是一位缔造者，具有一种”复杂的“信仰，复杂可能是因为这是混合的，与想象的历史上的佛陀的简单的教义形成鲜明对照，李似乎暗示，没有获得”完全传说的地位“。喇嘛教神龛的这种复杂性，标志着其遥远的距离，其源头与现在的充实、全体的差异。
82 列文森（Jay A。Levenson）：《大约1492年――探险时代的艺术》，华盛顿特区：国家艺术画廊，1991年，第13页，必须说明的是，作为”史密斯研究所、学会“的一部分，这座国家博物馆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国家画廊“必须符合国务院的政策，它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政策自1968年中央情报局停止对西藏游击队员的支持，随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起，就已经确立了。因此，这座博物馆并不会因受到指导而被说成是来自西藏的任何作品。
83 斯图亚特（Stuart）和罗玛·格尔德（Roma Gelder）的《及时雨――新西藏旅行记》，伦敦：伦敦的哈特金森，1964年，第129页。兰顿（Landon）和瓦德尔这样的英国官员所阐述的藏传佛教的特征，被格尔德以及为西方的消费所而写作的另一位中国的辩护士韩素音当作权威的观点来引用。见她的《拉萨――开放的城市》，伦敦：觉那丹角，1977年。
人们也可以留意在纳卡姆拉（Hajime Nakamura）的《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一书中关于西藏的部分，在该书主要以汉文材料为依据，殖民官员的报告，以及拟似的语言学分析（”语言学的事实是，西藏人用一个简短的词来表示‘自杀’，暗示这样的假设：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第305页），他把西藏人说成是具有杂乱的、肮脏的、食肉的、粗暴的、漠视祖先的、放弃团体的、残酷的特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思维方式显示的是萨满教的和逻辑的倾向（虽然不像日本的逻辑）。关于西藏的宗教，他写道：
藏族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接受严格的道德主义的佛教。汉族佛教徒曾经企图将他们自己的佛教的标签、品种传入西藏，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土著人驱逐。汉传佛教的严格的道德准则不可能在西藏扎根。藏族所接受的是世俗享乐的佛教，这种佛教有时导致人们从事性享乐，这是印度神秘主义的堕落的形态。
见纳卡姆拉：《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印度－中国－西藏－日本》，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316页。
84 哈斯顿·埃德加：《神秘的土地－西藏》，默尔本：中国内陆使团，1947年，第11页。
＠译者注：本文译自唐纳德·小罗佩兹（Donald S。Lopez，Jr。）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第一章，原著标题为（喇嘛教的）”名称“（Name），汉译标题系译者根据本文主旨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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