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西方；客观性 

    [摘  要]西方历史学在20世纪后期面临萎缩的窘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其影响已经体现在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中，后现代主义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而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一点缺乏反思。后现代主义者对政治观念的过分倚重和某种程度的滥用，既使其对学术活动的攻击不合时宜，又使其在社会批判和历史学批判中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保卫历史学》和《历史的真相》为处于继承传统和应对挑战两难境地的西方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前者看到，“一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被运用到它自身，其很多观点就会因自相矛盾而无法立足”。同时也是一部近年来对历史学研究方式和过程进行自我审视的力作，而这又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者则是一部由哲学家所做出的最佳的历史学回应，它将传统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争沦引向深入，从而使其更像是一场哲学论辩，尤其是在语言学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作了有力回应，而其“相关论”真理观提示了针对文化理论批判的应对策略。大量历史事实的存在足以打破将整个历史学笼罩于怀疑论阴影之下的企图，从认识论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当历史的客观性成为共识，历史学家的偏见就能在最大程度上被避免，跨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可能。对客观事实和自我批判的追求自古就是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色，在这个特殊时期应再次被强调。 
  
  
    这是一个关于转折点的讨论，而后现代主义也的确扮演了历史学转折点的角色。但本文并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多么富有成效，而是意在论述，作为一场运动，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写作引入了死胡同，并导向终结。
    如今，在英语国家，被年轻人陆陆续续地抛弃或许是历史学科的处境最富戏剧性的表现。诚然，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种趋势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已发端，但经过10年的发展，历史学由衰退走向溃败。在美国，学习历史的高中生比例由20世纪60年代的2／3下降为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0％。在大学阶段，美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在1970年曾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5000人，而20年后降到了不足20000人，美国这一时期被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也减少了50％以上，而这些都是在同期的高校入学人数和学位授予人数都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绝对和相对减少了的历史学专业学生人数对历史学科的就业岗位来说仍然是过剩的，而且在实际的就业中已经表现出来。1995年，美国历史学会记录在案的被高校吸收就业的历史学博士毕业生人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对此，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的C．范·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1998年评论说，尽管其中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很多职业因素以及大学毕业生自身的变化，但后现代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
    我当然意识到文化研究的激进分子和他们的后现代主义先驱们没有理由为近年来历史学和其他一些人文学科的萎缩单独承担责任，……但我也确信，如果我们这些各方的学者不能鼓足勇气，并找到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法，我们所为之服务的学科和所关注的教育体系就将面临窘迫的结局[1]。
    在澳大利亚，毕业生的需求状况同样恶化，相当数量的历史专业学生不得不面对被委婉地称作“提前退休”的处境，即面临被精简掉的窘况。全澳大利亚的大学提供给历史学者的岗位从1989年的451个减少到了1998年的不足300个，其中一些曾享有盛誉的机构甚至缩减了一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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