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 |
 |
时间：2009-7-24 13:50:36 来源：不详
|
|
|
哪个历史学家曾郑重宣称自己的工作能“一一对应”地完全重现历史。就如同麦克柯劳所承认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描述曾吹嘘把每一件事都讲出来了，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曾幻想实现这一壮举。不仅如此，没有哪个历史读者会天真到像利奥塔所说的那样，需要被提醒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是两码事。后现代主义者的论争是对稻草人发起的攻击，他们所力图破坏的那种观点是他们的对手从未持有过的。他们对读者同样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读者只有学龄前儿童的智力水平。历史学家确实声称揭示了过去的真相，但从未宣称这些构成了每一件事的所有真相。这对任何一个不被理论所蒙蔽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印刷出来的历史书对历史的描述永远不可能再现整个人类过去。兰克学派发现“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诉求只是对努力发现过去真相的忠告，而非承诺找出所有的真相，重建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麦克柯劳是一个维护传统历史学的实在论者。与一般的实在论者坚持符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不同，麦克柯劳坚持一种自称为“相关论”(correlation theory)的真理观。他称其与符应论相似，但更加成熟。符应论认为只要描述中的某一常规的事实状态能与现实世界中某件事相符合，就证明整个世界能被真实地反映出来。这种理论通常伴随着这样一种信仰，即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观察现实世界的部分真相，并将其与描述中的事实状态相对照，从而判断整个描述的真实性。麦克柯劳的相关性理论将这一点变更为对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评估。他认为不同的人的知识会受到其文化背景条件的限制，即使它并不由文化所决定。麦克柯劳这样表述他的相关性理论：“如果有很多种对现实世界的见解，而只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对世界拥有一定特定见解的人往往归属于一种特定文化。”因而，他认为实在论世界观与关于知识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共同性[7]。
在没有概括我在《谋杀历史学》中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的异议之前，先让我指出在这一争论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哲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完全是从相对立的方向出发的。哲学家通常是由抽象的一端开始，询问如何能证明自己的信仰，或者能否确定地知道每一件事情。历史学家往往一开始就会确信自己是有知识的，同时对过去事情的很多方面都非常确定。然后他们想努力证明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或回应那些认为历史学知识并非那样稳固的批评。
就后一点而言，需要注意，这里有历史和史学著作间的区别。关于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知识片断，或者说历史的事实，与历史学家做出的解释，即通过进一步的文章和著作的写作解释出来的历史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些对历史的哲学批评，包括凯斯·詹金斯认为“认识论表明我们永远无法认识过去”，他虽然承认历史事实的存在但否认其合理性。即使像事件发生的日期这种事实，也被詹金斯说成是“‘真实’的但毫无用处”[12]。
不难看出，关于历史学如此大量的事实和观点可以证明历史学是不应被怀疑的。这些事实的存在足以打破任何从哲学上将整个历史学笼罩于怀疑论阴影之下的企图。历史学家知晓关于过去的无数事实，这一点每一个清醒的人都会承认。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多数民主国家被选举出来的官员的名字都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或以下面这段陈述为例：越南人1954年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陈述中的每个措辞——两个主角的名称、军事失败的概念、地点名称、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由语言和文化构成的。但这一陈述是真实的。不仅如此，它在客观的文化背景中也是真实的，丝毫没有相对的成分。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越南的文化背景下，它都是对事实的陈述，在世界的其他文化背景下也同样如此。它不仅不是无用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陈述。因为它所表述的事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并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的历史进程。如果这一陈述是不真实的，那么这一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局面、民众生活将完全不是今天的面貌。
任何一个读者，只要对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略为了解一点，就会迅速以类似的情形想起大量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既是客观真实的，又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这些事实在人们的意识里牢固到无法凭借对当前事件的记忆对其加以限制，只能返回到过去，甚至超越远古。土耳其人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古希腊人写作诗歌和哲学著作，人类在澳大利亚定居已至少1万年了——对这些事实，人们或者会感觉很陌生，或者固执地认为很荒谬，想进行质问。当然，围绕和支持这些事实的很多细节他们可能最终都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