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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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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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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知晓。我们可能不知道武元甲将军在奠边府包围了法国军队后运用了什么战术策略和武器装备，但我们对他的胜利不完全的了解并不妨碍我们知道这个已发生的事实。
另一方面，历史研究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倾向。延伸的历史解释可能会被作为这样一种证据，即历史陈述本身是客观真实的，但在材料选择上的文化和政治倾向则会使得在对历史的讨论中歪曲事实。客观性的缺乏往往源于材料的选用过程，为了论证以往的事件，历史学家往往会选择一部分事实而丢弃另一部分。而正是由于对史料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文化倾向。使得选择过程带有随意性。从看似简单的选择过程中，西蒙．沙玛认识到：“追求历史学知识合理性的主张总是被历史叙述者的个性与偏见所毁灭”[13]。历史学家在选择过程中的偶然行为也往往会被其他历史学家批评。实际上，对文化、政治或道德偏见的警惕是在历史学家们的互相监督中最常见的批评。有些时候，这种批评会使得整个史学团体放弃整套历史解释。而在其他时候，它又有可能对一项研究的一些方面提出批评，而允许其余部分保留下来进入历史殿堂。但如果像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的那样，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因自己的文化背景作茧自缚，他们将在自己的群体中失去警惕文化偏见的能力，将无法进行正常的超越文化的相互批判。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在个体单位中考察历史学家的偏见和客观性缺失问题，而不是诉诸于认识论。
我们应当认识到客观性对于历史学讨论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对于消解分歧和提高历史学家讨论敏感问题的能力都是关键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共同发现有些历史解释是不成功的，或者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因为证据与论点相背离。只有当那些构成论据的历史陈述自身独立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文化背景之外时，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才能成为可能。来自任何一种文化的人去研究拜占庭帝国的历史都发现君士坦丁堡被围攻是在1453年。如果客观性的概念被历史学家们所摈弃，那将无法使用证据来解决历史学中的争论。学者们也只能带着自己的文化、政治倾向和信仰，轮流发表自己对过去的见解，而无法与别人争论，也无法从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过去五年来参加的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辩论和研讨会使我认识到，由于过多地停留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争论，很多讨论并不能直接进入到问题的深层。由于这是一个牵涉广泛的问题，因此对其进行更加认真的讨论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否认从人类自身发现客观性知识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屈从于文化相对主义、语言理想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公然宣称的那种政治化倾向，那我们就只能共同放弃历史学。早在修昔底德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历史学家就已经在为了这个与众不同的职业而努力了：将自己从所属的政治体制、文化前景中摆脱出来，进行超越这一切的写作。对客观事实和自我批判的追求，要比追求表达个人主观观点和进行自．我保护——包括与我们都知道的那些困难做斗争——更能接近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色。近来与后现代主义者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辩论，愈发凸显了保存这一智慧遗产的紧迫性。 [参考文献]
[1] C. Vann Woodward,"The core curriculum as intellectual motivation"[J]. Partisan Review ,3,1998. P406- 407.
[2] The Australian ,30 June 1998. P3.
[3]Gary B. Nash,Charlotte Crabtree and Ross E. Dunn, History on Trial : Culture Wars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M]. A1fred A. Knopff, New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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